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福利共生:乡镇社工站福利治理实践研究——基于一项历时性考察

作为新兴基层福利主体,乡镇(街道)社工站发挥关键性福利功能,弥补了基层民政力量的不足,新时期社工站与已有的基层福利主体如何协作成为目前普遍关注的议题。共生理论为社工站与其他福利主体合作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基于对4家社工站的跟踪调研,从共生主体、共生界面、共生环境三个方面解析社工站福利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以及两年来的变化,展现以社工站为核心的多元福利主体的共生系统逐渐完善的过程,并探索多元福利主体共生的内在机制。“福利共生”的视角为基层福利主体协作的关系重构以及福利供给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对于推进基层福利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增能下的政府福利治理能力:意涵、体系及塑造

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家庭的主体性福利参与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家庭自我福利发展的功能存在弱化趋势,亟待功能上的增进。创新政府的家庭福利治理成为实现家庭有效增能的重要选择。家庭福利治理能力具有一般治理能力的共性,同时也具有特定的意涵、价值与特性。从能力体系的构成来看,家庭增能下的政府福利治理能力包括福利新价值嵌入能力、精细规则的建构实践能力、家庭风险的协同化解能力、家庭潜能激活与运用能力、福利提供形式的创新能力等。基于客观需求,塑造政府的家庭福利治理能力需要借鉴已有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从价值支持、策略选择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系统进行。其中,价值支持能够为政府的家庭福利治理能力体系塑造提供有效的观念基础和目标指引;策略选择注重从福利过程、形态、治理角色等方面塑造家庭福利治理能力体系;制度保障则可以从专门的立法制度和契约化福利制度方面维护福利治理体系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非常规风险下的社区抗逆力能力结构与福利治理

非常规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给人类健康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制度化的社区应急能力由此受到威胁,因而急需提升非制度化的社区抗逆力,形成弹性社区防御功能,以保护社区居民健康安全。为了非常规风险的有效应对,社区作为保护居民健康的基础防线,针对非常规风险的非技术选择性、跨界性及制度性等新特征,在社区内部需要构建以社区经济资源、社区人力资本、社区组织能力和信息沟通功能为核心的内在抗逆力能力结构;同时,为外部政府福利提供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搭建平台,积极发挥社区自治能力,发展居民自身潜能,构建韧性社区福利治理机制。

嵌入式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养老模式的比较与出路研究

随着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与程度加深,农村养老体系的构建变得愈益迫切。基于中部三省调研发现,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可分为行政福利型、资本产业型与自组织互助型三种类型,其分别陷入到政府中心、市场中心与社会中心的实践困境。从嵌入式福利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农村养老模式选择应嵌入社区,由社区统筹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基层医疗机构等多元主体。具体来讲,针对可自理的老人,在积极老龄化的原则下由社区动员内生积极分子,并将其组织起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在政府对设施进入投入的情况下由社区从内部聘用兼业型护工、借助专业组织对其进行技能培训并与基层公办医疗机构对接进行医养结合,这一模式可称之为多边嵌入式半市场互助养老,其优势在于养老服务的低成本、高质量以及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对比可在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进行适当推广。

福利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模式运作与优化——兼论发展型福利生产的本土化

为积极应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在家庭养老弱化的情况下,探索适合乡村的社会养老模式变得日益迫切,其亦构成了发展型福利生产的重要议题。基于福利治理共同体视角对农村社会养老模式的运作实践进行分析发现,政府主导型模式陷入片面福利主义下的福利政绩化与多主体的被动式参与等困境,而市场主导型模式则陷入床位闲置率高以及与政府形成捆绑式依附关系等困境。对此,优化路径在于构建福利治理共同体下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其内涵是以互助养老为形式、以社区内生力量为基础、其他多元主体嵌入式参与。中国特色发展型福利生产的实现离不开其所嵌入的制度与结构环境,后者主要包括集体土地制度、乡村社会结构资本与老年人群体内生资源等,以此增进老年人福利基础,并与宏观的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韧性治理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构建与实践路径

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社会风险呈现复合性特点,社会风险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给困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困境儿童面临多维脆弱性的问题。这种脆弱性表现为个体风险多重性、非正式社会支持匮乏、福利供给体系僵化。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的风险治理模式,强调风险应对、多元主体互动和自适应能力培养。减少困境儿童的多维脆弱性,需要将韧性治理嵌入困境儿童福利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动态调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资源内在挖掘与整合、信息互联互通的治理机制。同时,在操作层面上,通过响应、干预和抗逆的实践路径来化解突发风险与常规风险对困境儿童的消极影响。韧性治理也有助于从功能组合与工具组合两方面创新困境儿童福利政策。

嵌入式福利治理: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

当前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养老形势,社区居家养老是当前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所推行的一种养老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养老模式,亟需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参与。基于福利治理和嵌入性发展视角,梳理和分析了国内相关城市的经验,发现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是从制度层面嵌入过渡到实践层面嵌入,制度层面的嵌入表现为国家和地方在政策上推动社会工作嵌入已有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之中,实践层面的嵌入则表现为社会工作在专业服务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相关服务主体的联系,相比于直接递送式的福利治理,这是一种嵌入式福利治理,也是未来福利治理的趋势。

福利治理视角下日本“公营塾”课后服务政策研究

福利治理理论是分析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手段。福利治理理论关注福利递送主体、福利递送资源、福利递送模式和福利递送效果,对于厘清福利服务的本质有重要意义,能够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以提高福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日本在地方创生战略下推动实施了“公营塾”课后服务政策。“公营塾”课后服务政策根据福利治理主体参与的形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合同外包型和社会企业型,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福利治理模式。日本“公营塾”政策对于教育创生、教育福祉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目标设定单一、师资力量无法保证、政府监管困难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对我国乡村教育振兴提出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福利平等化,提升本地竞争力;协调多元主体参与,实现教育福利效应,增强本地凝聚力;创新福利治理模式,实现本地内生性发展,激活本地主体能动性的政策建议。

福利治理下的权利能力:意涵、效应及构造——以就业援助权利能力为视角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就业优先的政策背景下,对就业援助福利权利能力的建构价值的强调具有特殊意义。福利治理语境下就业援助权利能力具有实质、内容、目标、规范四个方面特有的意涵,并呈现出目标差异、构成系统及塑造方式契约化等实践特性,具有促进就业福利权观念理论创新与就业发展的双重效应。就业援助权利能力体系的构造需要从观念、策略和立法三种路径来完成,最终实现我国以就业福利促进充分就业的目标。

融合抑或分化:城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居住福利治理

囿于偏离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保障房社区似乎天然面临着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资源分配差异的“极化”,直观影响着居住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保障房社区走向社区融合抑或分化的问题考辨,本次研究从空间视阈出发,对多维度的空间意义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居住福利风险肇因进行了学理分析,以“空间再造”作为中介理念,进而提出“服务型社区资本建设”下“阶层-空间-福利”进行三方联动的可能,从而在融合角度达致保障房社区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双重需求。由此,本次研究甄选南京市D保障房片区作为相对独特且典型的一个空间治理单元,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出发,将“融合抑或分化”的思考嵌入对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福利治理的扎根式论证之中,希冀归纳出有别于常规型社区治理、旨在追求兼具社会公义与市场效率的新的空间治理范式,为国家或地方风险治理提供具备时效性的实证参考。

需求溢出理论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福利治理研究——基于浙江省LC社区“温暖之家”案例的分析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以需求类型、治理主体、组织载体、功能路径、资源效用为基本要素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福利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浙江省案例的分析发现: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优势明显;资源效用是决定治理主体及其功能路径差序嵌入的关键因素,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功能路径混合配比是福利资源整合的最佳途径,根据需求价值优先次序和需求异质性进行福利分置;资源禀赋差异和需求溢出差异决定了“差序化”和“关联性”的协同治理模式;社区居家养老福利治理的关键在于不同治理主体及其功能路径的相互嵌入方式和相关机制的融合创新。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福利治理中的需要理论:内涵、类型与满足路径

人类需要满足是社会福利制度设置与福利治理运行的核心导向。需要作为社会福利研究的最核心和最具争议的概念,也是社会福利治理的价值基础之一。在社会福利中的需要是社会中生活的人在其生命过程中的一种缺乏的状态,但在需要概念内涵解读中一直存在着多元特性。在社会福利政策操作实践中,需要类型虽然与需要内涵一样存在多种导向的争议,但基于供给的角度,需要类型的划分立足于对个体亲密关系和社会参与重要性的认识。在需要满足上,社会福利政策设置依据呈现五种取向:价值取向、生产劳动取向、资源取向、权利取向、能力取向。各个维度理论的探讨为社会福利治理的制度设置与实务操作提供了有益启示,理论的本土文化对话和社会服务实践的探索是需要理论在中国福利治理发展与拓宽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从行政主导到福利治理:社区服务的范式演变及其未来走向

作为社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服务"研究方兴未艾。立足于社区服务的"福利"本质,运用福利治理视角,聚焦于中国社区服务的政策文本演化与服务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社区服务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萌动期、推进期和发展期,在这个进程中存在着从行政主导到福利治理,由政府范式向市场范式,最终形成治理范式的演变过程。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应致力于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网络格局构建,重新审视治理范式下社区内涵及其社区服务的性质界定,打造主体多元意义下的社区共同体。

“福利整合”与“福利分置”:老年残疾人与残障老年人的福利治理

同样面临“年老”与“残障”双重困境的老年残疾人与残障老年人在群体归属、残障发生的时间节点、障碍延续周期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在属性上应划归为两类不同的群体。老年残疾人与残障老年人在福利需求、福利行政、福利补贴与福利服务等方面具有同属性;同时,二者在心理福利需求、福利行政主导、现金福利水平、福利服务场域与家庭福利状况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基于此福利特质,针对老年残疾人与残障老年人的福利治理,既要着力“福利整合”,又要关注“福利分置”。在通过福利行政联动、福利机构协同、福利资源落地打造福利治理共同体的同时,应当依托福利政策精准侧重、福利资源精准递送、福利模式精准分设来推进福利治理精准化,以实现残障与老年福利的高质量供给。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

证据为本:福利治理的行动准则

福利治理的目标是建构福利体制,福利体制的生成应该遵循特定的逻辑,提升人类福祉是其必然的价值追求;政治计算而非权力制衡应是形成政策选择的基础,而科学是政治计算成功的保证。研究认为,福利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科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政策来源于科学,科学建基于证据;公民参与本质上是证据的参与,它是福利治理的核心要义,也是证据为本的必然要求,是福利治理与证据为本的交集。因而,福利治理的行动准则应以证据为本。

中国儿童福利制度重构与福利治理之可能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提出福利治理视角作为儿童福利制度重构的一种可能途径选择,并进而探讨福利治理于儿童福利制度重建的意义和启示。

福利治理视阈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目标定位研究——基于M市辅助性就业的地方实践

如何有效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是新时代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议题。基于福利治理视角,M市近三年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反映出该政策目标定位中的偏差。关系型的福利治理理念、基层社会稳定的治理目标、单维度的福利治理关系和形式化监督的福利治理过程是形塑偏差的重要力量。为此,应通过营造平等福利关系、构建专业考评机制等,提升福利供给精度,提高福利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