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藏》百年学术史综述

福州藏包括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两种大藏经,属于第三类南方系统刻本大藏经。这两种刻本大藏经,不但开启了私版大藏经的先河,也是我国刻本大藏经的主流系统江南大藏的起源。在汉文大藏经史中,福州二藏肩负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研究二藏的雕造史,有助于理解汉文大藏经从北宋官版向南宋私版转型的过程,也为今后研究其他江南诸藏积累经验和拓宽思路。为了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推动日后的研究发展,本文将首先简要地概括福州藏的定义和特征,然后回顾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福州藏的百年学术积累。

契嵩二作之入藏始末——兼論福州二藏之目録分歧

北宋雲門宗祖師佛日契嵩的兩部代表作《傳法正宗記》和《輔教編》,本文合稱爲“契嵩二作”,是北宋時期爲數不多的入藏禪籍之一。二作於北宋嘉祐七年奉敕編入《開寶藏》,其時或僅爲編録入藏,並未隨藏流通。治平元年,契嵩於蘇州萬壽禪院雕造了它們的單刻本,爲其於整整一百年後收入“福州藏”埋下了伏筆。南宋隆興二年,福州開元寺雕就“契嵩二作”,並補入開元寺版大藏經“時阿二函”;12世紀末,福州東禪寺采納開元寺版二作印本,重新裝訂後編入了東禪寺版大藏經“踐土二函”。參考日藏多種“福州藏”版本,釐清“契嵩二作”的入藏與流傳,不但從文獻學方面加强了對契嵩的研究,也對大藏經研究别具意義。該個案研究有助於理解北宋官版《開寶藏》之入藏程序和方式,同時揭示了福州二藏目録編製的潛在變化,凸顯出二藏在編目上的根本分歧。

《福州藏》五种经本随函音义所注直音反映的北宋音韵演变现象

《福州藏》是北宋时代先后刊刻于福州两所佛寺的《崇宁藏》与《毗卢藏》的统称。《福州藏》首开随函音义的形式,为宋元明清时代汉文大藏经卷末音义的源头。本文以《福州藏》五种佛典之音义为样本,探讨释音部分直音注音的音韵特征。其结论显示《福州藏》的大部分直音虽与《广韵》《集韵》一致,但浊音清化、轻唇合流、重韵归并、洪细音韵母简化、浊上变去等声韵调音韵演变的层面如实反映了中古音时代后期语音发展的趋向。

“崇宁藏”与“毗卢藏”之称谓及关系考实

长期以来我们称东禅寺版“崇宁藏”、开元寺版“毗卢藏”的习惯,已让二者成为一组对立概念,从而反映并强化了我们对雕藏寺院的宗派隔阂和竞争意识的想象。那么,“崇宁藏”和“毗卢藏”有否可能并非对立或对等的概念呢?它们在由来、存在时代、涵盖范围等方面,是否确实相同呢?这些问题若不澄清,我们的讨论就缺少稳定的对话平台和依据,妨碍学术讨论的推进。因此,本文拟以“崇宁藏”和“毗卢藏”概念为线索开展讨论,指出史料中存在的几点问题,通过去除观念上的障碍,钩沉福州二藏的真正关系。

南宋湖州《思溪藏》的刊刻历程

南宋湖州刻有五千多卷的佛教大藏经《思溪藏》,但其刊刻历程长期存在争议。综合世界各地的多个印本,可以梳理出《思溪藏》刊刻的三个阶段。第一,在靖康元年前后,刚落成的圆觉禅院收到各方布施的经卷。后来刊刻时,部分以这些经卷作为底本,因此出现了刻本中残留写手题记以及部分函次体例特殊的情况。第二阶段,王氏家族注入资金,刻藏工程有了统一的规划,明确以《福州藏》为底本,寺院内部刻印了少量带有试验性质的经典。试验成功后,在绍兴二年正式宣布刊刻全藏,并留下刊刻记录。第三阶段,全藏经板出现损毁,于是覆刻民间流行的单行本,且大致在嘉熙、淳祐年间又在当地居民布施下对部分板片进行了修补。《思溪藏》刊刻历程的新发现,为研究写本到刻本的过渡以及刻本藏经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

天台教典的海外回流及入藏始末

天台教典的流传和入藏经历过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唐末五代之际,它于中土一度失传,后由吴越国从高丽和日本请回并雕造了杭版天台教典。吴越杭版是北宋官版开宝藏本和南宋福州藏本天台教典的源头,因此天台教典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以及大藏经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以往的讨论偏重天台教典于吴越国时代的回流以及北宋的入藏,却很少关注其在南宋时代的动向。事实上天台教典的入藏并非单独事件,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历史过程,南宋的再度入藏即为此历程的终点。结合宋版大藏经和其他佛教史料,本文将对天台教典的回流和两次入藏的经过作整体性观照,对一些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新解,钩沉不同藏经系统之间的深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