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侨批资料的数字人文构想

数字人文与民间文献侨批具有天然的耦合关系,利用数字人文充分挖掘侨批文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福建侨批资料的调研与分析,认识侨批的史料、情感与精神价值,了解侨批的保藏现状与问题,认为面向数字人文的福建侨批建设,应采取政府牵头保障、夯实数字仓储、推进数据开放与大众传播以及与相关省份组建联盟等举措。

福建侨批多元文化价值探略

福建侨批是侨乡特有的事物,它展现出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本文着重从"亲缘文化"、"地缘文化"、"商号文化"、"邮政文化"、"传媒文化"等方面阐述了福建侨批独特的多元文化特点,提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要加强对侨批人文史料的保护。

福建侨批遗韵的弘扬与发展析略

侨批(1),是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的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福建侨批是福建侨乡移民运动的珍贵史料遗存。改革开放40年来,侨批档案挖掘、保护、"申遗",凝聚了广大福建人民的汗水。文章就"文化坚守,跨洋侨批终申遗""创新挖掘,深宫侨批‘活’出彩""立法保护,海丝侨批永弘扬"三个层面详加阐释,探析福建人民在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领导和支持下,侨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侨批从名不见经传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华优秀文化,成为福建特色文化品牌,成为福建特色"侨牌",必将起到凝聚福建华侨华人的向心力,持续提升福建省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作用,对推动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福建侨批的收藏研究及其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建侨批因派送地域的关系,逐渐形成以厦门、福州、涵江、闽西诸口岸城镇为中心的四大地域体系,使侨批散布于全省各侨乡。随着时代的进步,福建侨批先后为民间集邮界人士和政府有关部门所收藏,并进行相关研究。福建侨批逐渐彰显出它的重要价值,体现出特殊的意义:一、福建华侨遍布东南亚各地,侨批记载着他们的出国规律和行为特征,具有世界意义。二、福建侨批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阶段中的第二次界大战、中国的辛亥革命和八年抗战等情况都在侨批中有所反映,具有历史意义。三、19世纪以来,中国与东南亚、欧美的文化交流也在福建侨批中留有印记,具有时代意义。四、福建侨批还反映了福建沿海地区乡村的社会变迁,以及东南亚某些城市的发展,具有地域意义。

福建侨批的收藏研究及其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建侨批因为派送地域的关系,逐渐形成为以厦门、福州、涵江、闽西诸口岸城镇为中心的四大地域体系,使侨批散布于全省各侨乡。随着时代的进步,福建侨批先后被民间集邮界人士和政府有关部门收藏,并进行相关研究。后来,福建侨批逐渐彰显出它的重要价值,体现出世界意义、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地域意义。

“一带一路”视域下福建侨批局与山西票号比较探讨

福建侨批局和山西票号都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民间金融体系,二者的文化背景、企业规模、经济地位等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堪称近代金融创新的典范。经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组织结构、客户对象和近代化转型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从活跃范围看,福建侨批局和山西票号同处今天的"一带一路"区域,许多做法和经验,包括政府对市场调控、发挥闽晋商群体作用、推动对外贸易、促进人文交流等,对今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共享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近代跨国商业网络的构建与运作——以福建侨批网络为中心

侨批业者主要以乡谊等社会关系为依托,构建了以批信局为主体,包括现代邮局、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以及杂货店等的近代跨国华人商业网络,覆盖中国闽、粤、沪和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福建侨批网络即是其中之一。福建侨批网络具有明显的空间形态,呈现跨国性、多重性、地域性和松散性等显著特征。在侨批网络运作中,东南亚和福建批信局各承担不同分工与职能,共同完成侨批收集、寄递、分送与完成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跨国华人商业网络,侨批网络主要依赖传统信用机制,而其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集体惩诫机制",缺陷也较为明显,跨国化运作迫使传统信用机制开始近代化转型,以减少经营风险。

近代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一个例证分析——以福建侨批业市场与政府邮政竞争为例

30—40年代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对国家的反制重视不够。这一时期福建侨批业与国家邮局的关系虽然是由邮局主导,但也显示了侨批业对邮局的反制与制约。因此,已有结论并不全面,这与国家——市场理论对转型中的国家能力关注不够有关,应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才能得出较全面的结论。

生计互动与价值变迁——从侨批看福建侨乡与东南亚的五缘关系

侨批业是近代海外华商适应华侨寄批回乡而形成的以侨批局为主要形式的一种行业。侨批联通了侨居地华侨和侨乡侨眷,福建侨乡与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华侨跨国家庭为主要联结体,以生计为主要目的的五缘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依靠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维系。1949年前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变化,华侨跨国家庭生计互动的日益深入,维系五缘关系的传统价值观念逐渐失效,逐步让位于管制经济下的现代契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