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

明清福建商业发展后来居上,几埒三吴.无论从经商人员、商品种类的多门而出,还是从市镇、墟场的勃起兴盛及对外贸易港埠的繁荣迷离上都无不向人们展示了商业经济的巨大声威,从山区到平原,从手工业到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更让人们谛听到了新时代的足音.然而,举步维艰、中断与夭折的命运之神总是时刻发生作用.本文期望通过对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的考察来寻求这种发展、中断与夭折的部分内因,并以此求教于同行.

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根据新翻译的荷兰档案,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与台湾,其主要目的是想垄断中国的商品出口,切断福建与马尼拉、澳门及东南亚之间的直接贸易,并取而代之。他们的侵略行动受到福建商人的抵制,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商人利用包买制度反而控制荷兰人。但在荷兰人的军事压力下,郑芝龙被迫同意开放对台湾的贸易,并运去大量商品。这标志着荷兰从福建商人手中瓜分了相当一部分的商业利益。荷兰殖民者最终被郑成功驱逐,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妨碍了东亚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

清代前期福建商人的沿海北艚贸易

清代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海道成为新的南北商品贸易大通道。江浙、闽粤、山东、关东商人是清代前期沿海运输的商人主体,其中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漳州、福州和兴化四府商人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对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贸易商品贸易,而且以沿海都市上海、苏州、宁波、乍浦和天津等地为据点,以地域性商业会馆为纽带,将闽、广、台地区盛产的大宗商品蔗糖、果品、杂货,福建地区的大宗商品木材、纸张、靛青、茶叶,源源不断地输向江南、华北和关东大地,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书籍,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为沟通南北商品流通和保障民众生活、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湖南的福建商人初探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以海商为主而不乏深入内陆活动者。清代湖南商业贸易繁荣,福建商人在湖南建有天后宫或福建会馆至少44处,主要分布在沿江和沿洞庭湖重要市镇乃至基层集市,经营烟草、茶叶、靛青等。在湖南活动的福建商人在商贸经营之外,建立福建会馆加强商帮内部凝聚力,参与当地慈善活动和救济事业,与其他各省商帮联合建立商业组织和社会机构、参与地方基层行政。从清代湖南的福建商人的活动可以初步认识闽商在内陆发展的形态和特点。

福建商人与妈祖信仰

福建商人尤其是沿海商人,他们作为航海者中一个重要群体,走南闯北,漂洋过海。由于涉海和远离故土的原因,从宋代起,他们就与妈祖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图就福建商人与妈祖信仰及关系诸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于进一步拓宽妈祖文化的研究是颇有裨益的。

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本文系作者所著《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昭和五四年版)的第六章第一节,征得作者同意予以译载。作者在来信中说:“虽然我知道拙作见解粗浅,成果甚微,离所要达到的目的还有差距,但我对它将在贵国与广大读者见面,深感荣幸。在此,谨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闽粤华侨商人在越南的经济实力消长研究(1600—1840)

在所有方言群中,福建人移居越南的时间最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帆船贸易时代,大批福建籍商人出国谋生,但由于热衷政治、嘉定屠城、移居地变化、会安衰落等原因,福建人在越南的数量和商业实力逐渐下降。而这一时期广东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在华侨商人的推动下十分活跃,广东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人数增加,积累了大量财富,商船队伍庞大,从事广东与越南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把越南南圻的大米等商品运到中国,以供给华南。在民间贸易需求的驱动之下,随着华南与越南之间大宗商品贸易的繁荣,广东华侨商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批移民群体适应并强化了这一需求,对越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福建商人,在中国华南与越南的海上互联互通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闽都别记》看古代福州商人的活动

自五代两宋起,福州即为我国东南著名的商业城市之一,宋人咏福州:“百货随潮舡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清代福州城区北至屏山,南极南台,城区人口“不下数十万家,”商业十分繁荣.据各种记载看,古代福州人是善于经商的,明代张瀚论福州:“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而取给,若岁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然而,福州商人的经营活动有什么特点呢?由于史籍留下来的材料如凤毛麟角,人们对福州商人的历史情况至今不甚了解.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的活动曾与江南市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活动对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镇经济的繁荣,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 闽粤商人集团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明清时期,其经商人数之众多,商业资本之雄厚,活动地区之广泛,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明人张瀚曾云:“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梃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汀漳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简。

清代广西的地方商人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是商人经营商品活动的必然结果。关于清代广西农村某些地区粮食作物——稻谷生产的商品化和各种经济作物为利润而大批量的生产,我在《清代广西农村的商业性农业》一文中,已经较为详细的论述过。那么在清代广西城乡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商人,究竟有那些商帮?他们经商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地方商人的经商对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戴一峰有清一代，同安隶属于福建泉州府，其辖地相当广大，包括今天的同安县、厦门岛（清代为嘉禾里和安仁里）、金门岛（清代为翔风里）和龙海县一部分（清代的积善里）。当其时，同安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散布海外各地，尤以东南...

清代福建的海外贸易

1、绪言 明末清初在中国从事布教活动的葡萄牙人、耶苏会士Alvano Semmedo,于1647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刊行的《支那帝国志》中,记述了福建多山、居民违法出国的状况。关于其出国去向,接着又有如下的记载: 其地靠海,作为货物输出港与广东同样有名。本地居民自己从事这一工 作。他们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尤其是运往台湾岛。他们在那里如数输给 荷兰人丝织品、麝香、陶器、砂糖以及织袜等本国名产。贷物的数量是相当多 的,因此,我们葡萄牙人吃亏而荷兰人获利。

清初福建与日本的贸易

清初福建与日本的贸易韩昇清朝建立初期，基本沿袭明末的贸易制度，未见实行海禁。至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十三年（６５６）及康熙元年（６６２）、四年（６６５）、十四年（１６７５）五次颁布禁海令①；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ｏ）及康熙元年、十七年（１６７８）三次实...

试论明清商人的乡土神信仰

试论明清商人的乡土神信仰张崇旺明清商帮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学术界历来认为，地域、血缘、乡谊三者是凝聚商帮的重要因素。但笔者认为，以乡土神为核心的商人信仰圈，则对地域性商帮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依托和保障作用。商人信仰早在唐代已萌芽，宋以后渐趋...

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

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王日根如果说宋元以前福建主要以人口移入为主，那么明清时期的福建则显示出人口大量流出的景象；如果说在人口流入中家族是人们建立新居地的纽带，那么在人口流出中会馆则成为人们开拓其事业的基地。正是通过会馆，福建人流向北方、流向内地、流...

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迅速兴起，与福建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广泛，进出口货物品种繁多。海外贸易的规模，商品贸易往来情况，及其对福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都很值得探讨。一宋代，通过海路同福建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

宋元明时期福建与台湾的贸易关系

宋代闽、台贸易关系在宋代,福建泉州港已成为国际贸易大港,许多国家的商船云集此港,福建海商也从这里出发,远涉重洋,贾行遍天下。最早记载福建与台湾有贸易关系的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他在泉州风俗形胜条的注中写道:“自泉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施肩吾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对于施肩吾是否到过澎湖,史学界素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唐代施肩吾率其族迁居澎湖的说法似乎为时太早,但王象之记载这一事件应该是有一定背景的,正如曹永和指出:似国人初来居住于澎湖时,当时尚有先住民族,与国人曾有“鬼市”(暗中贸易,Silent trade),可能与施肩吾所咏者相似,致有如此附会,而其年代不会晚于南宋,也就是说,至少在南宋时。

古代福建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探略

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之隔,二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就有了友好往来。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更显频繁。(一)据《文献通考》卷324说:日本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日本与中国南朝约60年间往来共有八次。我国劳动人民因避乱或谋生大量移居朝鲜,也有不少东渡日本,有的自东冶(福州)出海,经夷洲之北,过琉球到达日本。他们为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