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马克思之间的“福斯泰夫”——从荒唐爵士到恶的代表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福斯泰夫出现约四十处,除去朋友通信间闲谈以及增添幽默或表示自嘲外,福斯泰夫式人物主要指代无良政客[2],他们人数众多,恃强凌弱,推行谎言政治。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泰夫更多展示出可笑荒唐,而非邪恶。马克思笔下的"福斯泰夫"们则精于算计、目标明确、老奸巨猾,因而危害很大。此两种形象的巨大变化,折射出马克思当年所关注和批判的"政治动物世界"。

论恩格斯“福斯泰夫式的背景”

在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恩格斯所提出的"福斯泰夫式的背景"这一独特的文艺美学范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与我们对待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人们会发现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一理论范畴其重要意义至少有三方面:第一,它典范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中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统一;第二,它内在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剧理论以及现实主义文艺美学理论;第三,它创造性地拓展了西方莎士比亚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

俗世风情的现实魅力——论福斯泰夫式背景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福斯泰夫式背景,既是莎士比亚戏剧为我们展现出的王族攘外安内的文治武功和底层社会善恶杂陈、美丑兼具、炎凉同一的市井风貌,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莎士比亚化的具体体现。福斯泰夫式背景兼具文学、美学与史学三方面的理论内涵,而且体现了人文主义与平民性的结合,实现了俗与雅的对立统一。

也谈《威尼斯商人》中巴珊尼的爱情——兼向方平同志请教

在《外国文学研究》八○年一期发表的《金羊毛的追逐者》一文中,方平同志认为: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以下简称《威》剧)中的巴珊尼,是没落贵族的公子,而没落贵族为了支撑其外强中干的场面,很对劲的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头有利可图的亲事上”。作者进一步分析说,因为在莎氏笔下的安德鲁爵土、福斯泰夫、范通就是为了金钱而“凭贵族的优雅风度和娴熟的词令。

再论“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对莎士比亚创作经验和创作特点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形象地表述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基本创作规律的主张。恩格斯提出的“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只不过恩格斯的提法更具体，而马克思的提法更概括罢了。

超越与痛苦——于连心态

在新旧时代交替,社会制度变更时,社会便为出身贫寒而又有才能的人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他们于是有了告别过去,创造光辉成就,跻身名流的可能。他们的精神晕眩,心理压力,内心感受都很相似,内心深处的自卑使他们痛苦不安。这时有的人在目标无法实现时。

论反面典型

“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损害的”。——恩格斯文学作品是写人的,塑造好各种各样具有鲜明个性、精神世界丰富的艺术人物形象,是深化现实主义的根本途径,也是我们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这是无数文艺大师们刻苦地求索而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文艺创作经验。其中之一是强调运用艺术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对立、对比艺术,为塑造好正面人物形象,而千方百计地塑造好他们的对立面——反面人物的艺术形象。好的文学作品,固然要着意刻划正面人物形象,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作用。文字的真、善、美归根结蒂是通过人物典型来体现,特别是通过正面人物典型来体现的。

试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女性形象及爱情婚姻观

莎士比亚的在喜剧方面成就很高,他奉伊丽莎白女王的旨意创作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其中塑造了一系列"风流"女性形象,并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爱情婚姻观,文章从这两方面论述该戏剧。

论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

正确理解和处理文艺反映生活的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和探讨清楚这个问题是十分有益的。从文艺创作的全局上看。

马克思与《福格特先生》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就是在认识社会生活,会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某种思想和感情的寄托。但是,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来说,他们不仅把文学作品作为认识生活的窗口,而且还把文学作品当作对敌斗争的利剑和武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不仅有革命导师对文学艺术在理论上的真知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