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中日教育思想变革及其实际成效——张之洞、福泽渝吉教育思想之比较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几乎同时在各方面进行着一系列改良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屡遭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变革制度而固守封建本位思想,在人才培养、观念革新诸方面陷于僵化。通过对张之洞和福泽渝吉这两位两国变法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加以比较,从教育的角度对当时中日两国的改良运动及其实际成效作一初探。

“文明论”的身体——论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的阐释形成两种主导性的路向:或者强调其中的启蒙因素和民主主义倾向,或者强调它与福泽渝吉政论中体现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亲缘性。上述两种路向都未能充分解释《文明论概略》如何系统性和理论性地在"文明论"话语内部为日本的独立和自主进行证成。通过考察"身体"隐喻在这一文本中的复杂运用,福泽渝吉对于"文明论"话语的创造性征用,为日本既能利用"文明论"话语对亚洲进行干涉、而又不落入日本与西方之间的宿命般的文明等级关系,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浅析教育·平等·独立——读福泽渝吉《劝学篇》有感

福泽渝吉是近代日本极具现实危机感、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劝学篇》以人权论为基点，将国民理念与教育结合并予以深刻阐述，认为教育就是为了平等，为了独立。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之比较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是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上面临的共同课题。梁启超和福泽谕吉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他们都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强烈不满,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并且他们倡导学习西方,从根本上说都是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的目的。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具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梁启超前期较保守,后来则日趋激进,福泽谕吉最初较为激进,而后来却逐渐趋于保守;又如梁启超倡导学习西方,其立足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而福泽谕吉的立足点是全面地以西方文化改造日本文化,造就一个新的先进的文化。

教育面向未来：重读福泽谕吉《劝学篇》

福泽谕吉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代表作《劝学篇》详细地介绍了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教育振兴方案。《劝学篇》以人权、教育平等为至上理念，依靠教育促进日本经济振兴，使日本早日进入近代化的快车道。《劝学篇》聚焦民智，指向未来；强调民德，指向人的现代化；侧重国民精神，指向独立于世界。重读《劝学篇》，有助于从新的角度为当今中国教育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日两部《劝学篇》之比较

19世纪后期 ,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看如何走向近代化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日本出现了福泽谕吉的《劝学篇》 ,中国出现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前者鼓吹独立自由 ,着日本启蒙之先鞭 ;后者站在封建卫士道的立场 ,为满清王朝服务 ,但受西学的影响 ,鼓吹“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从德川到维新初期的“攘夷论”之三重变奏

本文分三个阶段来阐释日本近世到近代的"攘夷论"之发展与变化,指出第一阶段的攘夷意识是在德川初中期阶段,此一阶段之"夷"是作为"在其自己",相对的"华"乃指的是中华文化之"华",特别是儒教文化之"华",故一些德川知识分子极力洗刷这种"华彼夷我"的情节,这个阶段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华夷论战。第二阶段的攘夷论,是以"夷"作为"在其他者",主要的"夷"是指"西洋"的侵扰,这个阶段的"他者之夷"在军事上构成威胁,文化思想上也牵动了武士思想的改变。在此阶段中,本文复区分"保守的"与"激进的"攘夷论两种类型,前者以后期水户学为主,"尊皇"与"攘夷"可以分别发论,后者攘夷论最后不得不与"尊皇"论联结合一,终结德川政权,故名"激进的攘夷论"。至于第三阶段的攘夷论,以西方为主的"文明论"取代了过去东方惯用的"攘夷论",东西方文明之情势"逆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可为典型代表,在此本文也看到此波"文明论"与过去儒教的"华夷论"最大不同的两个转向,其一是以"智"取代"德"的伦理学转向,其二是以"忠孝"取代"仁"的超越原理转向,儒教的"忠"、"孝"、"智"、"德"、"仁"等道德,在明治时代的文明论者与国体论者的脉络下,全都转向具有日本主体脉络意义的道德观念,成为以国体精神为中心的特有之"新文明论"。日本经过这一波转向的"新文明论",不仅从中华文明脱逸而出,也超越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从而创出"东亚文明论",而日本则自称是"东亚文明"的优等生,成为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依据,支配了明治以后至战前的意识型态。

“我们为什么起诉安倍”——安倍靖国参拜诉讼案背后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曾说过这样的话：“天皇和国家如果不去（靖国神社）隆重追悼战死者，安慰死者遗属，今后的战争就难以继续下去”。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