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江洋面御倭第一岛链的建构与实效--以嵊泗列岛为中心考察

明代著名海防军事家郑若曾将浙江洋面众多岛屿建构为近岸、次远、极远“三界”岛链,即近岸的第三岛链,次远的第二岛链,极远的第一岛链。这三重岛链,由近及远构成三重防区,皆属倭寇进犯浙江必由之道。从岛链分布来看,嵊泗列岛的花脑(今花鸟)、求芝、络华(今绿华)、弹丸、东库、陈钱(今嵊山)、壁下诸岛,属于极远的第一岛链,是浙江海上御倭的前沿战场,万历间海上十八大捷就发生在第一岛链海域。是故,明代御倭岛链,尤其是第一岛链建构,实效非常明显,于今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宗臣御倭散文的史料价值

宗臣御倭时间恰好是倭患最为惨烈的嘉靖朝,地点又是罹毒最甚的福建,相当具有典型性。宗臣有亲身抗倭的经历,再加之长期受《史记》、杜诗的熏陶,具有明确的存史意识,所以其御倭散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倭寇之来源、倭患之惨烈、客兵之祸害、御贼者之表现等众多史实,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沿海倭乱、朝政腐败、海防策略均有极大的帮助。宗臣真实具体的御倭散文,和明代边防诗相比较,其史料价值更为突出。

援朝御倭战争期间宋应昌对中国北部海防建设的贡献

万历二十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一败涂地,求援于明朝。明朝政府派宋应昌率军救援,宋应昌在入朝作战前后,对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做了一番战略部署,通过调兵遣将,筹措武器、船只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北部沿海的军事力量,为援朝御倭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狼土兵与嘉靖御倭王江泾大捷述论

嘉靖时期,倭患猖獗;"庚戌之变"后,明廷接受主持东南抗倭事宜张经之建议,调用广西狼兵及湖广土司兵前往东南沿海抗倭,在这此背景下,狼土兵雄赳赳地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抗倭战争。御倭过程中,他们多次立下战功,使疲于奔命的明军得到喘息,为驱除倭患献出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本文以著名的王江泾大捷为例,通过起用张经、调拨狼土兵、王江泾大捷以及评述狼土兵之影响四个部分,来尝试叙述狼土兵在东南抗倭战场上建立起的丰功战绩。

嘉靖皇帝与御倭战争

嘉靖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历来被归功于广大军民的奋战,以及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努力,很少有人言及嘉靖皇帝在其中的作用。在御倭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嘉靖皇帝尽管出现不少决策失误,但他始终坚持军事打击的方针,以及注意发挥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作用,这也是战争得以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邢玠在援朝御倭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战术

邢玠作为万历时期援朝御倭战争后期的统帅,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灵活应对战场形势,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在战略、战术的应用上"稳"中求"巧","稳"、"巧"结合,最终达到了二者的和谐统一,这是保障胜利的关键。

明代御倭战争中的奖惩制度及其军法实践

赏罚分明是维护军纪的保证,亦是明代御倭成败的关键性举措。从明代将官功罪的实例来看,并未做到赏罚分明,反而掺杂较多的个人意志。此情形下,赏罚不仅未遵循静态规章制度,相反因权力的介入,趋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军法实践的变化情况,一方面呈现了制度与实践二者间的间隙问题,产生了制度张力,为政策调整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彰显了传统政治中枢权力和个人行为对制度的影响力,两方面相互依存、共同作用,致使明代御倭战争中的奖惩制度在实践中出现较独特的运行形态,进一步诠释了明代军法实践逻辑与皇权政治下制度非正式运作的特征。

论明初偰氏家族的御倭贡献

倭寇袭扰明朝和高丽滨海地区由来已久。针对倭寇的侵扰,朱元璋在沿海地区广建卫所,大修战船。偰氏家族成员偰斯、偰长寿分别代表明朝和高丽出使,在外交活动中都交涉御倭事务,偰长寿还培养了倭通事,为两国联合抗击倭寇打下基础。偰长寿的《御倭奏疏》受朱元璋影响,是他御倭思想的体现,颇具价值。

论邢玠在援朝御倭战争中对中国海防的经营

万历二十五年,朝鲜战争再度爆发,明朝政府委派邢玠率兵入朝作战。邢玠在指挥朝鲜战争时,也着眼于维护本国海防安全。为此,他主张御敌于外,力图通过将大量兵力调往朝鲜,实现在朝鲜歼敌,不让日军有越过朝鲜侵入内地的机会。同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邢玠还对本国沿海海防做了具体的部署,以与朝鲜战场相互策应,并力主设立天津巡抚作为协调本国海防事务的专职官员。以上举措,不但有利于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而且切实加强了本国的海防力量。

丁酉战争时期邢玠关于明军粮饷问题的措施研究——以《经略御倭奏议》为中心

丁酉战争时期,明神宗任命邢玠担任经略御倭总督,前往朝鲜战场实施救援属国的重任。其中,邢玠就有关调兵遣将、保障粮饷供应等诸多方面,亦都积极建言献策,且得以准允与实施,这在他所著《经略御倭奏议》一书中有所体现。因此,通过邢玠建言实施陆运与海运,采取从明朝境内辽东、山东、天津等地兼运的办法,从而保障远赴域外作战明军所需粮饷的供应。另外,邢玠对于战后留戍朝鲜的明军官兵人数及其所应得饷银之事亦上疏建言,从而保障留兵明军应得的利益需求。

归有光御倭散文研究

嘉靖时期,倭乱严重。归有光家居昆山,亲眼目睹倭寇的凶残和官兵的无能,写下了一系列御倭散文。其叙事性御倭散文《昆山县倭寇始末书》将众多内容融于一炉:既有记载倭寇入侵的文献价值,又有记述军民同仇敌忾的文学价值,还有对于消极抗倭将领梁凤的尖锐批判。他的专论性御倭散文中有对全局的敏锐把握,也提出了具体的抵御策略。与同时期其他文人作品相比,他的散文多了一份对百姓的同情和哀思。

邢玠与《经略御倭奏议》

邢玠在边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经略御倭奏议》是邢玠在东征期间建言献策的汇编,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对万历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对研究丁酉战争以及当时的中朝社会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王锡爵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行迹只字未提。那么,当战争发生时,作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是否参与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通过对援朝御倭文献中王锡爵行迹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援救朝鲜决策、保护前线将帅并疏导二人之间矛盾、确定明日议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关于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王锡爵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深刻认识。

朝堂与战事之间:明朝万历援朝之战官将群体的初步考察

学界对万历援朝战争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长期以来忽略了对战争中明朝官将群体的研究。以新发现的朝鲜文献《宋经略书》中所述的69位明朝官将为中心,结合《明实录》记载为基本线索,将明朝文献与朝鲜文献相互参证,可以对参与这场战争的明朝官将群体行迹进行初步考察,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官将群体的共性与个性差异,重新探讨明朝官将群体在援朝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官将群体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及对东亚国际秩序的稳定所作的贡献。通过对明朝官将群体的初步考察,也可以推动万历援朝战争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明代文人叶权三考

叶权是明代文人,所著笔记《贤博编》为现代学者视为＂明中叶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研究资料。[1]点校说明而他的籍贯、生卒年以及所上《御倭十二策》等存在问题,扑朔迷离,需要勾考,以期对明史、

万历四十七年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总兵”考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

从明代日汉对音资料看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

日汉对音资料不仅是研究日语和汉语的重要语学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提供了重要线索,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本文首先对明代的对音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对对音资料各部分的关键内容进行考辨与探讨,其次与明代之前的对音材料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了对音资料产生的原因及特点,总结了明朝人对日本研究的特点。

邢玠年譜

邢玠是明代萬曆年間著績疆埸、成就赫赫武功的名臣,所謂'萬曆三大征',其中'勘播'及'經略朝鮮'二役皆由其主持,但生平不見于《明史》,因以行實不爲後人所悉,這與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殊不相稱。本譜以明人葉向高所撰墓志銘爲時間依據,勾稽包括《明神宗實録》《經略禦倭奏議》等文獻在内的傳世史料,考索排比,連綴成篇,期以勾勒其生平,補苴正史所闕,並供相關研究者參考采擇。

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生平事迹述略

戚继光出身将门,一生久历沙场,在抵御倭寇、训练士兵、修筑长城、改进兵器和阵法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他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军事学术领域造诣深厚。他是一位既有丰富实战经验,又有很高理论水平的承前继后的著名军事家,同时也是继岳飞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

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陈璘

陈璘是万历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的抗倭英雄,其抗倭活动主要体现于战争的第二阶段(1597—1598),但对第一阶段(1592—1593)的战局亦有所介入。在该阶段,陈璘最初自广东赴调京营,续后在拱卫京师的蓟镇担任副总兵,在平壤大捷(1593.正)后被委任为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是继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的第三位高规格御倭官员,为明朝御倭水军的实际最高统帅。此后一度出现过改调其赴援朝鲜的动议,但因明日封贡之议的展开而被停行。陈璘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与他在战争第二阶段的赴朝抗倭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