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侨日僧的中国叙事——以日本“唐绘祖”江南禅僧逸然为例

日本“唐绘开祖”逸然明末东渡,任兴福寺住持期间精研佛法并暗中支持明末志士。退隐后,他潜心习画,兼收并蓄中日画风,200余幅藏品以中后期佛画人物居多,有效弘扬中华佛教美学精神。其门下谱系一派繁荣,聚多社会角色跨界艺术家,生发出“若芝派”“渡边派”两分支,画风承传二百余年,绘写和传播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故事。

明清册封使与琉球诗僧的交游及唱和

明清时期,琉球诗坛和禅林受到中国和日本的双重影响。中国册封使的使琉体验与琉球经历,带来了中国文人与琉球禅僧的交流与碰撞,包含着册封使对琉球的感知。从册封使留下的诸多使琉球录中,可以看出琉球文坛亦历经多个阶段。琉球诗僧既有“能诗”的时期,也有对中国唐体的效仿,还透露出来自日本禅林的影响,但最终走向了清末汉文的衰落局面。这一持续而漫长的记录,为了解琉球文坛发展变迁提供了精致的异域视角,也为深入东亚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书讯:《日本禅僧“脱佛入儒”历史过程研究》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明兵教授所撰之《日本禅僧“脱佛入儒”历史过程研究》于202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著以“脱佛入儒”和“儒佛”关系为切入点来透视和把握日本中世向近世思想文化形态的转变过程,即日本中世以佛教为主的思想形态如何转变为近世以儒学为政治意识形态或儒学、兵学、国学、神道等思想流派共存的“复数”性的思想局面。

论南宋禅僧的诗学观念——以橘洲宝昙、北磵居简和物初大观为例

南宋禅僧宝昙、居简、大观对诗歌的本质、诗人与自然环境和前人经验之关系的探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把握和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为禅僧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显现出该群体的诗学观念:他们认为“诗为道之余”,反对雕琢苦吟,推崇平淡之美;既提倡“江山之助”,也重视“遍考前作”;强调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应以抒情达意为先;他们相信禅僧热衷诗文与参禅修行并行不悖。这些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表明了他们决不甘当士人诗坛的附庸而致力成为诗坛重要一翼的态度,昭示着禅僧“诗人”身份意识的强化。

论南宋禅僧诗新变及影响

禅僧诗渐兴于唐代,到南宋发展至顶峰。宋代现存禅僧诗近三万首,创作数量庞大,足可称为宋代文学、文化领域的重要一支。相较于前代的禅僧诗作,南宋禅僧诗创作呈现新特点,以其对空静超然审美理想的探索为特征,破除了晚唐体苦吟悲风的表达局限性,进一步摆脱了传统佛、理的一味哲理化阐述的束缚,愈发强调抒写个人情感和内心体验,与士大夫文学日益融合,呈现出僧诗创作发展的新局面,对于宋代诗论的发展、学术思想的探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宋元禅僧墨迹的形成及在日本的流布

日本保存了近千件宋元禅僧的墨迹。这些墨迹是中日禅者交流的产物,东传日本后,首先作为寺院宝物被珍藏;16世纪以后,作为日本茶人与禅僧对话的媒介,成为抹茶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成为“数寄者”的收藏品;随着20世纪前期各类文化机构的创立,这些墨迹成为人们鉴赏与研究的对象。这一过程生动地表明: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既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并成为特定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探寻以宋元禅僧墨迹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之背后深藏的本质与规律,乃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日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人类人明史的有效进路。

读帖、观画、访迹:宋代禅僧“苏轼情结”谫论

宋代禅僧围绕私人收藏的与苏轼有关的书法、绘画及探访苏轼遗迹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和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和思想话题的辨析体现了他们深厚的苏轼情结。通过读帖、观画,惠洪抒写了他对苏轼忠义精神的推崇、风范气度的钦佩和才学识器的仰慕。居简、大观、宝昙或认为苏轼诙谐幽默的个性与其端正严谨的书法不相侔,或相信他字如其人,或对遭受迫害的苏轼寄寓了深切同情,或尖锐批判构陷苏轼的小人,或赞赏画师对苏轼神态的精准把握。通过访迹,宝昙惋惜遗迹堙没,追忆了苏轼与道潜的友情;居简对苏轼超凡的人格魅力致以崇高敬意。宋代禅僧的苏轼情结反映了其行为观念趋向“士大夫化”,禅宗高度重视苏轼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利于自身发展并影响了东亚汉文化圈的创作。

唐宋闽地禅僧交游考

《禅林僧宝传》等一系列禅僧传中涉及闽地禅僧交游的内容丰富,且极具代表性。禅僧以禅宗思想为基础,借助地域往来,展开交游活动。禅僧的交游范围跨越统治者、士人和平民多个阶层,体现了禅宗对社会的渗透。闽地禅僧群体交游活动在禅宗与区域的双向互动中提供人员流动与思想传播,推动禅宗发展与区域交流。

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晚唐五代禅僧行脚问题考析

晚唐五代,游方参学成为禅宗僧人突出的修行方式之一。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借助行脚僧,在南岳系和青原系之间建立联系,促使了禅宗宗门之间的融合。行脚僧的游走,产生出禅师与学僧、禅师之间、学僧之间等多重关系;出现"代别"、"举古"等新的表述方式;为《祖堂集》等综合性著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行脚现象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禅宗的时代特色。

日本五山禅僧汉诗研究

长达四百余年之久的五山时期是日本汉诗发展史四分期之第二期,当时,日本汉文学已随着皇纲解纽和武士政权的建立,从皇室贵族王公大臣转到受幕府扶植庇护的五山禅僧手中。五山禅僧或渡宋,或渡元,或渡明,在虔诚向佛、求教传法的同时,担承起汉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并进而创造出一代文学,为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考察五山禅宗及五山代表诗人及其作品,不难发现五山汉诗的主要特点及其在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行脚与参学:中国古代禅僧的受教育模式

中国古代禅僧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在受教育模式上,也有诸多自我特征。禅僧们虽然也接受一定程度的学校式教育,但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行脚,参访住于某处寺院中的成名禅师来提升自己的禅学修养,并直至开悟。所以,行脚参学成了中国禅宗教育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这个模式虽未写入典章制度中,但实际却作为一套完整的范式,在禅宗内部发挥着作用。

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论争与其内部分化

"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展开,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就其内在理路和发生脉络而言,该过程大致经历了理论上的"排儒斥朱"→"儒释调和"→"儒释道三教一致"→"排佛归儒"和行动上的"脱佛还俗"。出身相国寺的藤原惺窝和出身建仁寺的林罗山"脱佛还俗"、形成"京师朱子学"一派,不仅是五山禅林内部分化与蜕变的转折点,还是日本"朱子学"兴起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过程还反映了中世佛教文化向近世以儒学为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趋向,所以它同时也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过程。

试析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以《善邻国宝记》所收外交文书为中心

日本自大和时代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唯一向中国称臣的时期是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向明称臣的抉择源于其渴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经济诉求,但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对这一行为始终存着反对的呼声。通过对收录在《善邻国宝记》中的外交文书以及对文书做成者思想背景的一系列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为室町幕府服务的日本知识分子们内心抱持着与中国平等的立场,所奉行的是"慕华"但不"事大"的外交理想。

“儒释融摄”视野下的宋僧“上梁文”书写

上梁文是专门应用于上梁仪式的颂赞文体,唐五代流行于敦煌建筑民俗之中,北宋前期,经过王禹偁、杨亿等人改造,趋于定型,成为一种重要的祝文祷辞,由江湖登上庙堂,撰写上梁文成为"学士之职"。现存宋人文集中保留了十篇由南宋禅僧居简、道璨所创作的上梁文,文法创作上追慕古风,引经据典,内容上反映社会现实,形式上呈现个性化趋势。其中蕴含的仁孝之道,儒释二教互依互存、不可偏废的观点成为禅僧上梁文的一大特色。以上梁文为代表的南宋禅僧诗文创作,"禅味"淡薄,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更多关注社会民生的细微层面。

杨富学等著《敦煌写本禅籍辑校》出版

由杨富学、张田芳、王书庆所撰《敦煌写本禅籍辑校》于2024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刊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禅籍写卷计有300余件,分属百余种文献,涉及禅宗经典及其注疏、早期禅宗语录、禅宗灯史、禅僧偈颂铭赞等内容,是研究早期中国禅史的重要资料。

八大山人:是佯狂,还是真疯?

江西,从来就是禅宗极为盛行的地方。八大山人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禅僧。让人惊异的是,参禅不久的八大即已悟入禅宗的堂奥,被人们赞许为禅林“拔萃之器”,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就主持了介冈灯社,从学者常常有百余人之多。出家后的枯寂生活。

中日禅僧往来与南宋水墨画东传日本之研究

中国的南宋水墨画传播到日本,对于日本的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本文中结合日本史料《金泽贞显书状》、《圆觉寺佛日庵公物目录》、《等伯画说》、雪舟《破墨山水序》、《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的记载,对于中国水墨画传播到日本的实际历史状况进行了考证。并且发现在水墨画的传播中,中日禅僧的往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宋水墨画漂洋过海到达日本,不仅增加了日本上层贵族与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而且有利地促进了日本本国的水墨画的诞生与繁荣。

试析中晚唐禅僧草书的文化背景

中晚唐禅僧草书的兴盛不是偶然的 ,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禅僧以草书作为参禅悟禅的一种形式 ,草书的兴盛与禅宗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禅僧书家的功利性是其草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禅僧草书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