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视角下的书画创造论——以黄庭坚和董其昌为例

禅学对中国书画的影响持久深远,它与中国书画的结合融会在历史上已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思想。本文以对宋代黄庭坚和明代董其昌的“以禅论书画”的思想探究为例,窥探禅学影响在书画理论中的具体表现,以进一步探明禅学与书画的深层关系。

明季佛化神魔小说《古音王传》的禅学指归及其影响

晚明聚云吹万广真为“救炼石之乖”作《古音王传》,以启悟学僧,挽救明末禅林之弊。吹万广真基于佛教义理构建“古音王国”,以“震皇太子”与“庚极太子”为线索,通过合理想象以小说的形式阐发禅旨。《古音王传》的禅学指归,一方面吹万广真受到张伯端《悟真篇》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秤叟居士对《古音王传》的批评。吹万广真引张氏《悟真篇》在于合“道”,而秤叟居士则在言“禅”,其旨悉归于启悟学人、发明禅旨。《古音王传》在禅林中广为流传,产生深远的影响,秤叟居士等对《古音王传》评价颇高,将其与《楞严经》《西游记》相提并论。

传统日用陶瓷设计的禅学美分析

禅学作为一种东方哲学,强调的是内心体验与外在世界的和谐统一,其美学观点深深影响了东亚地区的艺术创作,尤其是在传统日用陶瓷设计中。本文旨在分析禅学美在传统日用陶瓷设计中的体现,并探讨其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大慧宗杲研究的新推进——任静伟《大慧宗杲思想研究》读后

任静伟的《大慧宗杲思想研究》一书,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结构,均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从而在已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大慧宗杲的研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走向精细化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然而,该书也存在诸多不足,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来说,该书对大慧宗杲的禅法思想缺乏深刻的体悟与理解,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存在疏误,在脚注及参考文献的运用上也出现了许多错漏。

Without thought的“无意识”误区——深泽直人(Naoto Fukasawa,1956~)设计观念的思想基础及其开展路径阐析

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提出的without thought本意为“无需思考”,在国内被翻译为“无意识设计”并广为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学者过分强调该理念中的“无意识”内容而忽视其思想基础,还同时造成一些学者对该设计理念开展路径的误解。深泽直人设计观念的思想基础可以在生态心理学和禅学中找到来源,从个体意义到普遍价值,without thought中的无意识内涵则可从“行为—意义—价值”三个层面来理解。生态心理学和禅学皆有超越“二元”的思想特征,在认识方法上皆反对将他者对象化和主题化,与此呼应,深泽直人认为设计是一种直觉行为,并明确表明自己不用“分析—推理”的方式开展设计工作,概而言之,其接触“无意识”的设计路径旨在让设计者回到由感性直观构成的“生活世界”中,并以“具身性”的方式实现对他者的理解,通过这种“生命体验”扩展自我的边界,进而创造出具有“共感”的作品。

东林常总与北宋文化思想

东林常总是北宋临济宗一代高僧,被誉为“僧中之龙”。东林常总与苏轼、张商英、黄裳等儒家士大夫交游,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杨时等论道,对北宋理学具有深刻的影响。在禅法思想上,东林常总主张“大法冲虚,非言象之所诠”,融《华严经》事事无碍、无情说法的思想于禅门之中。东林常总的禅法遭到了同门真净克文和晦堂祖心的批评,尤其是大慧宗杲的批评。尽管东林常总的法脉后来呈现出“子孙门如死灰”的现象,但是东林常总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北宋儒家文化的全面复兴和禅宗文化的兴盛繁荣。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刘熙载“本位”说考辨

“本位”是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然而研究者却关注较少。“本位”语源于禅语,后逐渐衍为文学批评术语。刘熙载对之前“本位”概念进行了整合,提出了“本位”说,并建构了“避本位”“离本位”“犯本位”“称本位”等相关概念。刘熙载“本位”说的意涵是合乎儒家六艺标准的文学宗旨,揭示的是作品义旨与叙述方式之间的融摄。“本位”说是刘熙载构建的衡量文人作品高下的批评准则,对近现代学术产生了影响。

论李公麟绘画中的禅学意蕴

20世纪以来,有关李公麟的研究开展得十分火热,除研究李公麟本身以外,但凡涉及中国画“线条”、北宋“士人画”等话题也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及李公麟。本文力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尤其是禅学思想对李公麟画风的影响,探寻其画面中所营造的嗒然忘形、荒寒简远的禅学意境,并研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禅学是如何触发、带动以李公麟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对中国画内在精神产生了高度认知,进而赋予绘画特有的禅学韵味。

近百年对胡适禅宗史研究的评价综述及未来展望

自1926年敦煌石窟禅宗写本为胡适整理以来,作为“国际学术”的禅史研究已产生近百年之久,对胡适禅学研究的评价与讨论也已有近百年的历程。这包括三个阶段:部分学者应和的第一期(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停滞不前的第二期(1950年至1974年)、展开严肃讨论的第三期(1975年至今)。最新的研究中,葛兆光赞成文献学研究路径,推崇胡适树立的典范;佛尔、马克瑞、龚隽试图解构“现代禅研究”的传统,局部修正胡适的结论。今后犹须细致考察胡适禅史研究的一些具体议题,横向比较胡适与民国其他学者的佛学研究,继承与发展胡适的学术遗产。

浅析《菩提壶》的造型语言及禅心意境

制壶艺人将自己的思维模式导入作品中,表达出对人生的思考和禅学理念,折射出其中的工匠精神,彰显出作品的艺术价值。《菩提壶》传递出来的大彻大悟是繁华落尽后的坦然,不喜不忧,能拿起也能放下,在一茶一壶之间,享受内心自然的风吹来。用一种淡然的生活方式,爱自己,爱万物,自由并且开阔。

对当前“国学热”的再思考

以儒学与禅学为例来说明,"国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儒学与禅学分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它们都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国学中蕴含着深刻的能够对现代社会人生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通过对儒学和禅学所做的个案分析与反思,认为在正视与正确引导国学热、深度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终的;在具体操作上,要避免庸俗化、浅薄化、快餐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等倾向。

修养论意义下禅学的“明心见性”与心学的“知行合一”

心学与禅学的学理唯有在修养论中才能统一,脱离了修养论而对心学和禅学进行解读是片面的。心学和禅学从一个相同的"心"出发,面对不同的人和现实采取了不同的修养方式。这种不同的修养方式所要达到的仍然是一致的人自身。这种人的自身追求可以作为解决当代社会的分化问题的一个方法。

晚唐五代禅僧行脚问题考析

晚唐五代,游方参学成为禅宗僧人突出的修行方式之一。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借助行脚僧,在南岳系和青原系之间建立联系,促使了禅宗宗门之间的融合。行脚僧的游走,产生出禅师与学僧、禅师之间、学僧之间等多重关系;出现"代别"、"举古"等新的表述方式;为《祖堂集》等综合性著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行脚现象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禅宗的时代特色。

《雪国》人物岛村的禅学文化心理分析

岛村是解读《雪国》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岛村浸透了日本禅学文化意蕴的深层心理分析 ,基本理顺了小说中人物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 ,合理解释了人物奇异诡谲的行为逻辑。川端康成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塑造了岛村这一世界文学画廊中绝无仅有的浸透了东方传统文化血液的典型人物 ,而且生动地呈现了这一人物血泪斑斑的心灵挣扎历程。

“南北宗论”的合理性分析

董其昌提出了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他被称为一代宗师 ,不在于他的书法风行天下 ,也不在于他改变明中期的“吴门画派”画风 ,而在于他旁通禅学 ,以禅论法。把我国唐宋以来千支百派、纷纭万绪的山水画 ,通过笔墨、皴法、构图等综合治理 ,与禅学一样 ,分为南北二宗 ,成为明清以来中国画论的主流 ,向下影响到绘画主流的发展 ,向上影响到对中国画史的把握。

刘勰的“虚静”说与佛家的禅学

本文通过对刘勰师承渊源和作品的考察 ,证明刘勰与佛教禅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结撰《文心雕龙》时 ,刘勰吸收了禅学的内容 。

法眼、“目前”和“隔”与“不隔”──论王国维诗学的一个禅学渊源

王国维在他著名的《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纯粹直观的主体是“具眼”的人；其二，“隔”与“不隔”，是指写景与写情，“如在目前”才“不隔”。主观察之眼和以“隔”与“不隔”论写情、景的好差，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本文将进行内证的逻辑分析，并举出外证的语言来源，以揭示“具眼”、“目前”和“隔”与“不隔”观念之禅学渊源。

陈白沙“勿忘勿助”功夫的历程与内涵——兼论陈白沙儒学与禅学价值观之不同

"勿忘勿助"是陈白沙儒学体证的核心功夫,"勿忘"是提撕唤醒的功夫,"勿助"是祛除私欲的功夫。主静或静坐是陈白沙体证功夫的主要形式,"敬"与"一"是陈白沙体证功夫的两个核心概念。在陈白沙实现心与理的凑泊之前与之后,"勿忘"指向的对象有所不同。陈白沙的"勿忘"功夫指向善、仁、理,是实,禅学的坐忘指向空;陈白沙的"勿助"功夫是祛除私欲,禅学的体悟工夫是一种私意安排,因而陈白沙儒学的价值观与禅学的价值观有本质的不同,关于陈白沙的"流禅说"是没有根据的。

《明儒学案》缘何不为李贽立学案?——兼谈黄宗义的学术史观

《明儒学案》不为李贽立学案,不是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由黄宗羲的学术史观所决定的。黄宗羲主张打破学术门户,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成为众矢之的的学术背景下,亟辩儒释界限,力主心学非禅学,反对人们将王门后学的禅学流弊加在阳明头上,并细致区分了王学末流的学术归属,认为有儒学中夹杂禅学,但仍为儒学者;有失却儒学本质,归于禅学者。李贽是极端“狂禅”,且落发为僧,其学术已失儒学本质,被黄宗羲划归禅学,从而在总结明代儒学发展的《明儒学案》中悄然隐去了李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