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藏礼于器”思想的伦理审视及当代启示

“藏礼于器”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藏礼于器”思想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构建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能够对当今科技伦理治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青铜鬲的婉转华章——从炊器到礼器、媵器的历史演变

通过对先秦时期青铜鬲考古学和艺术学方面的综合研究,揭示了青铜鬲最初作为实用炊器的起源,逐渐过渡为礼器并在婚姻制度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复杂历程。强调了青铜鬲在古代文明中的独特地位,对先秦时期的文化和艺术审美进行了探讨。

物象与观念:礼器对中国早期艺术的介入路径

早期中国艺术的源流及特征之形成,可以在先秦礼器的逐步发展中找到一条清晰的主线:简单加工物——人格化力量的萌发——群体交流的实现——财富、权力、道德的社会价值表达。礼器历经了先商、商周和西周三个阶段,其价值塑造相互环流,形成中国早期艺术的价值认知和特征,并过渡到秦汉古典帝国时期,形成中国庞大艺术资源的基础。

礼器、礼与中国早期社会治理

中国早期社会的礼器属于一种威望物品,不仅具有表征等级贵贱、参与社会层级划分、社会秩序建构的功能,而且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地位和特权,成为一种权力符号。在史前社会中,权贵阶层主导这些权力物化象征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控制了礼器制作的资料和技术,利用礼器来建构礼仪形态与意识形态,从而实现政治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青铜时代的礼器是礼的载体,其社会功能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使各等级的人各守其位、不得越轨,从而维系等级秩序。青铜饮食礼器,体现出三代社会对饮食礼仪的高度重视。饮食礼在协调社会关系、敦睦人伦、促进社会成员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治理作用。

礼器、德行与俗世追求——先秦两汉金玉观之变迁

先秦两汉时对金玉的理解,呈现为三种指向,体现了三个历史阶段的思想、风俗变迁。商周时金玉是仪式性礼乐制度下的重要表征符号,是在祭祀、宴飨等重要仪式中,用以标识身份尊卑与礼仪秩序的礼器;在此基础上,周代的金玉进一步被人格化、伦理化,成为了君子比德的象征物,强调君子内质之美。在两汉,金玉被大量用于展示俗世生活的富贵气象,其修饰对象下沉,成为了彰显世俗富贵的最佳展示物;随着汉代时期求仙思想的普及,金玉亦成为了仙界的表征,常被用来形容仙物或仙人居所,还被视为可使人长生不老的成仙之物。先秦两汉金玉观经历了从用作礼器、君子之德的象征再到展示世俗富贵和仙界的变化。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是由于礼乐制度崩溃后青铜文明衰落,伴随着铁器制造技术的兴起和发展,黄金开采的增加与商品流通的加剧,金玉越来越被视作财富的代表;二是在冶金、炼丹技术的发展下,人对金玉的特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金玉有使人长寿、长生不老的功效,因而将其“仙化”。

元代景德镇卵白釉礼器瓷研究——以“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为例

自原始社会时期以来,作为人们与自然,天神沟通的桥梁,礼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是不停地发展的,当然礼器的形式和材质也在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幻。到了元代,景德镇虽然以青花瓷驰名中外,但是当时产量最大和美誉最高的还是卵白釉瓷。根据分类,元代卵白釉瓷有作为供奉瓷的,也就是作为礼器,其中最珍贵的要属“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笔者将通过考古类型学方法和图像分析法来研究元代卵白釉瓷中作为礼器的部分,以"太禧"款卵白釉印花盘为例,分析元代景德镇生产的卵白釉瓷作为礼器部分的基本造型和细节特征以及纹样特征,分析其构成规律,解析它作为礼器的内涵和意义,并归纳其风格特点。

建瓯黄窠山出土商周青铜器研究

20世纪70-90年代,建瓯市小桥镇阳泽村村民在黄窠山陆续发现了一批商周青铜器,器物类型有青铜大铙、觚、提梁卣等。文章试探讨黄窠山商周青铜器的器型、年代、用途、产地、使用族群等问题,为进一步探索福建地区青铜文化提供参考。

湖北新出土青铜编钟等礼器墓主人为“曾侯宝”

近日,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随州枣树林墓地M168新出土鼎、簋、簠、缶、编钟等青铜礼器,其上发现铭文“曾侯宝”。通过墓葬考古出土器物结合被盗传世器物,基本推定曾侯宝墓随葬器物组合,对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随葬礼制提供了新材料。枣树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面积约6万平方米。M168是枣树林墓地5座大型墓葬之一。

《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联合式复音词研究

我国古代汉语一大特点是单音节词占主流,但历代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古代汉语中复音词使用的现象,且复音词早在两汉时期就已大量应用。汉碑是承载语料的重要形式,也是研究两汉语言的重要材料,《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为东汉碑刻的代表作品,以此碑文为例进行复音词分析,可以了解东汉时期复音词使用的部分特点。据统计发现,类义语素联合是《礼器碑》中联合式复音词的主要构成方式,联合词中两语素均为名词性质,联合后仍旧为名词性质词是《礼器碑》中联合词最常见的结构方式。

中国传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中美术元素的运用

青铜礼器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美术代表。“礼”即礼乐制度,它包含了我国奴隶社会(主要是夏商周时期)的阶级地位、法律体系、社会伦理及道德规范等重要准则。“器”即青铜器具,通过一系列复杂铸造工艺实现,可视为礼乐制度的物化形式或物质媒介。简单来说,青铜礼器象征着商周时期政治制度,基于后世研究视角来看,则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表现,尤其青铜礼器铸造工艺形成的丰富美术元素,包括铭文、图案、纹饰等,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给与受众别具一格的观赏体验。

材料人眼中的“国宝”——青铜器

从材料视角解读青铜文物,揭秘其材质属性,探究其制造工艺,感悟青铜时代的工匠精神。青铜制品,从礼器到实用器,从酒器、食器、水器到乐器,涉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了那个时代真正的“国之重器”,用青铜铸造了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铸造工艺技术及其美育价值

从考古学上说,青铜礼器是众多出土的青铜器物中的一个品类,亦被称之为“彝器”。《说文解字》解释:“彝,宗庙常器也,此与爵相似”,说明青铜礼器是一种祭祀所用的盛器。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属于古代社会国事的范畴,由此就不难推测出青铜礼器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之于当代而言,青铜礼器虽然褪去实用与象征的作用,但其铸造技术与审美元素仍然存在深度研究的必要性。鉴于此,以古代青铜礼器为对象,在探讨其工艺技术特点的同时,解读它对现代的美育价值。

略论三《礼》丧礼制度中的农林器物

礼仪制度以物质为基础,儒家三《礼》中的丧礼部分记述了我国古代植物原材料大量应用于丧服服饰和丧礼用具。通过记载丧礼仪轨的《仪礼》《礼记》等篇章,可以看到古代的礼器制作会因地制宜地选取生产生活中的常见草木,通过“制物之性”与“托物言志”两种原则,使植物的自然与人文属性得以发扬,满足伦理生活的需要。其中,“制物之性”直接运用草木的物性,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好追求;“托物言志”则将植物的自然属性引入到人文世界中,通过草木的文化意涵抒情表志、送别亲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推类”思维方式在礼制中具体而微的呈现。

论先秦两汉文献关于琴作为礼器在周礼中的使用

在周礼中,琴同其他乐器一样,不仅被用于演奏音乐,在演奏以外也常作为礼器被使用。就今存先秦两汉文献所见,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天子、诸(公)侯、大夫、士配有的礼器体系,根据“以多为贵”的减等方法区分其尊卑级差。其二,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可表示尊卑级差的礼器体系时,通过在具体演奏中琴与其他乐器的配合使用来表示礼节场合是否减等。其三,琴作为礼器,其是否摆设表示配有者是否有忧乐。其四,琴与其他乐器一样,作为明器用于丧葬之礼,先陈后藏,且只有其形而实际上无法使用。其五,琴可作为除丧礼器,即守丧期满后守丧者应该弹素琴以示除丧。这五个方面又反映出两点:其一,琴作为礼器的功能主要基于它的乐器本质,但不依赖于其作为乐器的演奏功能。其二,琴作为礼器,与瑟一起,是地位最低的士仅拥有的乐器,而这后一点奠定了汉代以后琴融入士人人格文化,形成士人雅琴传统的基础。

《礼器碑》临习指要

《礼器碑》刊刻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是汉代隶书碑刻的代表作之一。原碑现存于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碑文记述了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之事。《礼器碑》笔画清刚劲健,波磔分明,结体收放有度,平整中见险绝,寓奇险于平正。

以国子器为例浅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现象

商周时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阶级差别,在这种等级社会中,“礼”成为贵族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而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容器作为礼治的象征物不仅作用于日常生活,更成为政权的象征,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贵族们常以鼎、簋、壶等生活器皿为礼器,体现使用者的身份等级,进而构建礼制社会,形成阶层机制。春秋晚期开始,等级秩序受到破坏,阶级制度逐步瓦解重组。文章着手于对战国国子青铜礼器组合的研究,浅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

书院街墓地M2出土“覆面”器及相关问题

书院街墓地M2出土“黄金覆面”“青铜覆面”是商人贵族丧葬文化中的一种“覆面”礼器组合。在先商.早商墓葬中即出现“扇贝壳覆面”的现象,中商阶段出现青铜及黄金材质的“扇贝形覆面”,这种“扇贝覆面”一直延续到晚商墓葬中。“扇贝覆面”不仅是一种传承有序的丧葬文化,还是商人特有的族属文化符号。同时,金、铜“覆面”器开创了中国古代丧葬中“覆面”礼制的先声。

探究“藏礼于器”在造物设计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礼器在实用与审美两个方面体现出了“藏礼于器”的基本设计思想。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析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产品中“礼”文化的新需求,借鉴“藏礼于器”的设计观点,从稀有性、象征性、时代性三个方面阐述“礼”在产品设计中的表达。

宋瓷礼器对现代陶瓷文创产品发展的启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而文创产品正是以与消费者进行情感交流为出发点,其文化价值取决于文化精神赋予的巧妙以及创新程度。从商周时期的青铜材质演变到宋代时期的瓷质,宋代陶瓷对先前精神文化的继承与巧妙处理,给予现代陶瓷文创设计更多新的思路。为了促进陶瓷文创产品在市场上有很好的发展,本文以宋代陶瓷礼器为例,通过对宋代礼器历史演变研究,分析其在造物观层面对于现代陶瓷文创设计方案的启示。

何绍基、杨岘对《礼器碑》的解读与实践——兼及对当代隶书创作的启示

作为“孔庙三碑”之一的《礼器碑》,在清代金石考据之风盛行下引起了书家学者的分外重视,他们都针对隶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与实践。该文从何绍基、杨岘对《礼器碑》的取法这一视角入手,探讨汉碑在清代的接受情况与清代书家探索出的创新路径,以期对当代的隶书学习者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