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礼书与乡村礼治

在鲁北地区东永安村使用百年之久的日用礼书抄本《应酬本》,含括日常礼仪知识与传统价值观,不仅承载着乡村历史文化传统,也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中的知识传播、价值传承与社会建构提供了重要路径。与《应酬本》相关的文字书写与应用实践,强化了乡村民众生活的礼仪规范与价值传统,有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代乡村社会面临着全球化、都市化、现代化等所带来的新挑战,应准确认知以《应酬本》为表征的乡村传统知识体系,并予以创造性转化,促使其在创新传统文化、弘扬传统价值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为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

民间礼书的社会构建——以清初《礼俗权衡》为中心

以往学者大多把民间礼书视为礼仪、礼学或仪式语境下的文本进行研究,而对其产生、传播和演变的社会构建过程关注不够。我们应重视民间礼书的“社会文本”特性,考察在其生成过程中,人与文本、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清初山东益都县颜神镇赵执信所作《礼俗权衡》的讨论,指出该文本产生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基于赵氏宗族内部围绕宗子祭祀礼仪发生争论的经验和自己南北游历的亲身体验,赵执信希望借助《礼俗权衡》重塑新的礼仪秩序。他在该书中分“门内”“族党、乡邻”“国家”3个层次表达了自己对礼的多重想象。此案例向我们提示了从社会性书写视角研究民间礼书的可能性。

新课标视域下学校“达礼知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课程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实现义务教育培养目标具有关键作用。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学校努力构建旨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达礼知书”校本课程体系,以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推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南宋绍兴十三年宫廷礼乐的重建——以郊祀音乐为例

绍兴十三年(1143)在南宋礼乐建设中是重要的一年,政治的中兴带来宫廷礼乐的重建。在此之前,因宋金战争导致政局动荡,礼乐“率多未备”“权一时之用”;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达成后政局暂稳,“民俗康阜”,这一时期的礼乐不仅恢复到北宋时期的建制,还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以郊祀音乐为例,郊祀大乐不仅恢复了登歌、宫架、二舞齐备的大乐体制,还在规模上继续扩大,为后世大乐所沿袭;郊祀乐曲记录了4种不同的使用场合,其乐章在较长时间内一直被沿用;郊祀警场用乐不仅得以恢复,还形成了“唱探、唱和”制度,为后世所遵循,对于警场用乐的记录更是成为历史上最翔实的一笔。绍兴十三年的礼乐重建不仅是南宋礼乐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还因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礼乐的形式与内容等,形成了“绍兴十三年体制”,成为南宋礼乐中兴的重要内容与标志。

试论黄以周《礼书通故》之《丧服》诠释

晚清学者黄以周所著《礼书通故》一书体大精思,内容广泛,极具特色。就《丧服通故》部分而言,主要采用考辨体,着眼于从礼文各家训释差异中寻找诠释的切入点,从而实现是其是、非其非的诠释效果;不仅关注《仪礼·丧服》篇经传记的诠释,同时也兼及《礼记》之《三年问》《丧服小记》等篇服制礼文所载服制诠释,注意揭示同一服制主客体之服制类型历代变迁情况,并对“降服”“报服”的服制分类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探究,彰显出一种“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治学风格。就“丧服”图表的研究而论,一方面,黄以周依据《丧服记》及郑《注》贾《疏》、黄榦、杨复、李如圭、盛世佐、江永、胡培翚等多家学者之说,对各类服制之正服、降服、义服衰冠升数和受衰冠升数情况,进行了深入阐释;另一方面,依据礼经原文及郑《注》贾《疏》等语料,绘制了相关丧服器物图,并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手段,对相关丧服名物进行综合考证诠释,彰显出“学不专守于一家”的博通特色。

民间礼书:仪式叙事与礼俗实践

民间礼生作为礼仪传承中介,深度、持续影响着民间礼俗生活,长期以来其使用民间礼书指导具体的仪式实践,以文本书写为仪式实践的基础,又不断地更新民间礼书的内容,从而传承礼仪传统。湖南安化的《礼文汇》是传统的民间礼俗书写,用于指导仪式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而《儒礼仪文新编》则是当代礼生在传承礼仪的过程中结合生活实践尝试的新书写。礼生对民间礼书的使用和撰述是与日常生活中不断变迁的仪式实践互为因果、共同推进的,民间礼书在书写与实践的流动中承载着动态的礼俗生活。

中古嘉礼研究之一——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变迁与意义

梳理中古各类礼书对嘉礼的记载,便可发现它们存在着差异性,这一方面当与礼书本身编撰思想与方式有关,不同史书在记载嘉礼时,修撰者具有不同的考量,使得它们对于嘉礼的定义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五礼制度仅作为礼制的一种划分原则,本身就具有时代赓续性,中古五礼制度处于草创时期,人们对何种礼制当归入何种五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历代修撰者在根据自己对五礼认识的基础上,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这便成为礼书所见嘉礼内容不同的根本原因。对《开元礼》所载嘉礼的内容分析,发现唐代嘉礼多源自北朝,并夹杂对古礼的模仿,呈现出“虽师汉代,实承北朝、远肇周礼”的特色。

《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学界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两书有录无书;二是认为两书皆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补作;三是认为两书皆为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在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书》与《乐书》在司马迁草创之时皆已成书,两书的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结合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可知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今存的《礼》《乐》两书之正文应为同一人所补,且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残稿摘抄而来,而这位补书之人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

《大清通礼》纂修新探

《大清通礼》成书于乾隆朝,由礼部礼书馆与通礼馆接续完成纂修。礼书馆纂辑的《大清通礼》以五礼为结构形式,以现行章程为主体内容,通过“考证”“正俗”条目的设置,标举鉴古宜今、整齐风俗的礼典特色。但是,这一编次体例在通礼馆开馆后被修正。通礼馆仿照杜佑《通典·开元礼纂类》体式,以“合于今制”为标准,采用现行仪注重新编纂《大清通礼》。这使《大清通礼》在形式、体例上与《大唐开元礼》一脉相承,礼典的教化与规范功能被进一步突出。乾隆朝确定的通礼传统在道光修礼时得以有效延续,但受到当时礼学界复兴古礼思潮的影响,道光《通礼》呈现出与乾隆《通礼》“虽有古制,概不摭拾”所不同的礼制趋向。德宗季叶,为配合预备立宪,礼部设立礼学馆重修《大清通礼》。但礼学馆以维护礼教为己任,并未对旧有礼制做出根本变革,显然难以应对清末时势之困。

中国礼教视域下的清代家礼书——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例的讨论

《茗洲吴氏家典》是在清廷文教政策和徽州礼教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家礼书。它对礼经和《家礼》所记礼仪既有遵从,也有变通。其对礼之大体的继承和变通,折射出传统礼教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家典》在制定冠、婚、丧、祭诸礼时,择时俗之可从者不多,而对时俗的批判不遗余力。《家典》具有清代家礼书的共性,然与其他家礼书相比,其更看重的是礼而不是俗。

诗礼书香说范家——《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的当代意义

南通范氏以诗礼书香传家,绵延十三代,克绍箕裘。这一不仅在我国,即使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的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世家”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价值,重新评估“家学”、“师承”的重要性,乃至弥补目前教育体制与学术传承的某些不足,皆有深刻的启发性。《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出版,固然有对昨天的认识价值,但对于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何以成为“礼仪之邦”

传统文献和当代汉语的用语习惯中,"礼仪之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代替了"礼义之邦"。其内在原因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礼仪之有无视为自我文化认同的根本标识和华夷之辨的主要依据。宋明以降,中国越来越重视和强化礼仪,逐步走向一个礼仪化的国度。其表现形式和塑造机制有三:其一,"礼仪之邦"是域外视角观察中国所获得的真切印象,是中外文化比较的结论;第二,百姓日常生活越来越礼仪化,这是礼制下移的结果,是士大夫们通过庶民通礼、宗族祠堂、家礼家仪、乡规民约等途径合力塑造的结果;第三,民间日用礼书的广泛传播,民间礼生的传承和实践,推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礼仪化。由是,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礼义之邦"一词反而习焉不察了。

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

王彦威在唐元和十三年(818年)编撰《元和曲台新礼》,并得到朝廷认可,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国家礼书的案牍化正式拉开帷幕。这种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国家礼典编撰,《中兴礼书》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国家礼典,该书编撰过程是,首先主要利用了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然后在熙宁、元丰学术的指导下,由徽宗皇帝为最终的是非裁定者,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就是《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皖学”入浙:基于黄以周《礼书通故》的考察

乾嘉时期的“皖派”学术,随从徽商的经营而活跃于淮扬一带;道咸以后,因社会时事变迁和新安江流域的经济繁荣,又以两浙为盛。通过梳理晚清黄以周父子与徽州学者的交游,兼以考察《礼书通故》对“皖派”学风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从中发掘“皖学”入浙的学脉传承,观览黄氏所言“绩溪之教,流入浙西,吾浙与有光焉”的丰富与生动。

南宋《中兴礼书》的雅乐乐谱与译谱

《中兴礼书》是南宋淳熙年间太常寺编修的礼制文献,其中收录了428篇雅乐歌曲和器乐演奏曲谱,是迄今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用律吕谱记载雅乐的古籍。《中兴礼书》雅乐乐谱翻译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宫调、节奏、旋律、速度、配器等六个方面。雅乐谱翻译所面临的难题并不在于文献依据不足,而在于受现代音乐观念的实证主义影响较深,以静态化的音乐作品观看待动态化的中国古代音乐作品群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如持此成见不变,任何译谱成果都将受到质疑或诟病。以古代音乐观念看待古代音乐是今人翻译包括《中兴礼书》雅乐乐谱在内的古谱所应有的态度。

《史记·礼书》中的礼仪思想及其启示

《史记》中的礼仪思想在部分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有体现,在八书中的《礼书》《乐书》中更多一些。其中《礼书》对礼学思想做了系统阐述。文章重点分析了《礼书》中司马迁关于礼仪的产生、礼仪的内容、礼仪的特点和礼仪的功能,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礼仪文化自信、提升民族礼仪形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以书为礼:明代士大夫的书籍之交

依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结合其他史料,探讨明代士大夫间以书为礼现象,发现:第一,以书为礼是明代士大夫日常交往的普遍行为:赠书者多为中上层士人;所赠书以家刻本和官书为主;以书为礼是双向的,体现了礼尚往来的原则。第二,明代士大夫普遍以书为礼的主要原因有:受传统上诗文、图书赠送的影响;明代中期以后出版业发达,刻印图书更方便;书是雅礼之一,符合士大夫对礼物的期待;明代历日颁发制度导致赠送历日成为特权阶层联络感情甚至贿赂的普遍选择。第三,明代中期以后以书为礼现象产生了异化:一方面,代表雅礼的书帕徒有其名,书帕仪(金)才是礼物的真正内容;另一方面,官场上赠送的书帕本往往是些校勘不精、质量低劣的图书。考察明代以书为礼现象,有助于拓展和加深对传统文献学的认识。

《酬世锦囊》与民间日用礼书

福建四堡邹氏父子编纂的《酬世锦囊》,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民间日用类书。它大约成书于1771年,由《书启合编》《家礼集成》《应酬宝要》《类联新编》四集组成。由于简明实用,该书在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广泛流行,不断翻印。从编纂体例、适用对象来看,此书不同于其他综合型民间日用类书,它是礼类类书从综合型类书中"分离"出来的表现,可以视为"民间日用礼书"的开端。该书之所以出现在清代前期的四堡地区,与邹景扬的个人经历、四堡地区的刻书倾向和民间礼仪基础有关。同时,清代社会广泛的礼仪需求和重视"日用应酬"的礼学文化,与《酬世锦囊》的产生和民间日用礼书的流行,也有着直接关系。

清代礼学研究的复盛和礼书编撰的兴起

清代礼学的复兴一向以来被归为受文字狱影响和稽古右文政策的引导,但笔者梳理发现,清代礼学研究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晚明王学的禅学化及明清鼎革的巨变,导致士人逃禅,部分学者坚持纯净儒学化运动,从而带动儒家经典和礼学研究的展开。同时,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的固有问题,促使清代礼学由家礼改良向经礼考证回归,并由宗法宋明经注逐步转向宗经郑注,以此带动礼书编撰和《仪礼》研究的全面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