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礼乐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以聂振斌的美学研究为例

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积淀,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面对现代社会中传统礼乐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聂振斌通过美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旨在将传统礼乐文化的智慧,包括注重理性精神、弘扬人文精神、追求人格精神、倡导自由精神等方面应用于现代社会。他强调了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性。聂振斌的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转化,更为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转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凸显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和意义。

中华文化基因视域下礼乐精神的艺术呈现与价值构建

在中国文化基因谱系中,礼乐作为“天人合一”的实践媒介,体现出一种将宇宙秩序引入人性与社会的文化模式。自然之律、道德之音、仪式之乐作为礼乐精神的三重维度,以十二音律合于天地之气、以琴乐德音涵养高尚人格、以祭祀乐舞象征伦理秩序的深刻意蕴,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品质。礼乐精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塑造国家意象,以及审美体验和道德教化的双重作用,涵养人性意蕴,体现伦理精神。

凝结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以中秋民俗艺术的深层历史内涵与现代转化为例

中秋节起源于月祭,月祭在世界各地早期均有发生,且多与“生殖崇拜”相联系,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我国自周以来的官方月祭内涵已经从生殖崇拜转向了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尊重,并与礼乐文化及“阴阳”观念结合。除了官方祭月活动,中秋节的民俗仪式在形成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及文人赏月活动的影响。“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与中秋节密切相关的神话,它们在中秋民俗与信仰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中秋民俗,可以了解中国人信仰系统中某些美好的理念及长生久视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秋节的传统在当代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中秋节民俗仪式的重建活动需要抓住“团圆”“平等”“诗意”“生命感”四个核心内涵进行,同时利用当下发达的网络与社交媒体、教育戏剧等新手段进行推广,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典章制度文献:我国古代音乐历史演变的丰盈载体--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九

在我国古代社会,典章中的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部分。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乐”的推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留存了大量的、具有音乐信息或与音乐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文章论及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关的历代礼制文献中的“礼乐”文献、典章制度中的音乐文献、会要类书等著作中有关的礼乐文献。这些文献呈现出广博浩繁的史料特征,对探索古代音乐历史事件产生、延展到衰亡的真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汉代的乐府版图

汉代礼乐建设主要以乐府为核心。汉代宗庙多元化,高帝、武帝先后立黑帝、尊泰一,建立了具有“汉家制度”特点的礼仪体制,打破了周秦以来的宗庙及祀帝制度。汉代宗庙郊祀乐,既承周秦礼仪,也吸纳了以楚声为主的方俗新声。武帝扩建乐府,通过吸纳改制先王旧乐、追颂祖宗事迹、采择诸王乐、改制方俗乐等方式,推动了汉代乐府文艺的发展和繁荣。随着“汉乐四品”的建立,汉代礼仪音乐品类、制度规范、礼仪结构得以完善。在传统的《诗经》体、《楚辞》体之外,汉文人创建了乐府三言体、四言体、杂言体,这对乐府文体的独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继宗周礼乐之后,汉代推动乐府礼仪体制建设,发展乐府文艺,开创乐府文体,构建起以乐府为核心的礼乐版图,由此开启了中古时期的乐府礼乐文明。

形态、界限及维度:作为礼乐文明理想型的乐教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之一。本文以“周孔礼乐”为理想型,从“乐教”的角度对礼乐文明的形态、内涵和维度进行考察。在这个时期,多维一体的“乐教”是文明教育的中心,也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乐教的天人维度,体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有节有序,和谐统一;它的政治维度,包含了制礼作乐的文化权力和审乐知政的功能;它的教化维度,移风易俗使天下皆宁,保持社会各层次的和谐;它的修养维度,通过礼乐来达成人格的完成。作为礼乐文明理想型多维度乐教,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建设,有独特的启发和意义。

人文初著的上古歌诗

上古歌诗是《诗经》、汉魏晋乐府、唐宋诗词的源头,是中国音乐文学的发轫。人类情感日益丰富,必须借助诗歌来表达。音乐引领文学发展。通过对自然声响的模仿,人声和器声不断丰富,音乐的表情达意功能日益增强。从乐舞发展到乐歌,社会性情感和表意的比重逐渐增加,随着拟声词和感叹词实词不断取代,诗歌与礼乐高度融合。两千多年的上古歌诗实践,为商、周先秦诗歌的集大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为”文学主张的内涵

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在言及诗、书、礼、乐等传统经典时,分别提出了“有为为之”“有为言之”和“有为举之”的概括。这一概括不仅是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总结,也蕴含了对文学必须“有为”的理论主张。尤其是其中“有为言之”的说法,更是关涉语言这一文学的核心问题。基于之前礼乐时代人道的思想立场与文化原则,“有为”之学肯定了人文价值的实在性,与道家的虚无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言语形式上,“有为”的理论主张又最终和礼乐文化相结合,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规范之上,由此丰富了儒家与先秦文学理论的内涵。

从葫芦笙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葫芦笙顾名思义是在葫芦上插人笙管吹奏的单簧气鸣乐器,有的在笙管上端倒扣一至两只半截葫芦以作共鸣。汉代滇文化古墓中至少出土过六件铜斗葫芦笙。铜葫芦笙、铜编钟等一系列独具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滇文化文物,生动再现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在云南的本土化过程。清代“滇夷图”所绘制的乐舞场景中也常见葫芦笙的身影。这反映了历史长河中,建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基础上深层次的文化与制度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研究——从共享的审美经验到共创的心态秩序

历史上中华民族以礼乐为纲,辅以释道的宗教与哲学,通过官方和民间礼俗活动的互动展演,形成了一套全民共享的礼仪制度及审美经验,潜在地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这样的过程中保持了中华文明代际相传的稳定性。一方面以“礼制”立等级、修外在礼节,形成了中国人“家国天下”的基本价值观,是一种指向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乐教”和上下、修内在精神,在审美教化中平衡了群体差异和矛盾,暗藏了一套潜在认同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加强了内在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古今共通的礼乐传统、族群共享的审美经验、官民共创的心态秩序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及认知系统,达成内部认知系统的一致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加强和传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与底层逻辑,也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与基础。

徐复观“礼乐观”研究

新儒家学者徐复观认为礼乐在演进过程中,先有“乐”后有“礼”,再由“礼”取代“乐”,最后是孔子重新又把“乐”提到重要位置。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礼乐,使礼乐由外向内发展,成为儒家“仁”的一种外化形式。礼乐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和个人修养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以“礼”治理天下;在社会层面是为了让人过上“人的生活”;在个人修养上,礼乐主要表现在“立人”与“成人”两个方面。徐复观认为人文就是礼乐教化,而礼乐的核心则是“天下为公”。

礼乐中的人文精神刍议:由《韶乐》说起

《韶乐》是古代雅乐的最高典范,具有至高的道德内涵和情感性、教化性、仪式性等特征。西周上承远古及夏商以来的文明积淀,因革损益、继承发展,制定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礼”致力于外在行为规范,“乐”强调内心疏导,礼乐的二元结构建基于人性论基础,礼乐功能有别却旨趣同归,源于人情又节制人情,共同指向人的意义世界。从《韶乐》到礼乐,皆在于人心的涵化,由于德性、仁爱、恭敬等精神的注入而彰显着人文力量,具有安顿人心的意义,在当下亦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仁者如射——从“射”看儒家的“仁”之精神

在儒家经典中,“射”与“仁”有着密切且重要的联系。从这一现象出发,将“仁”放回到“射”的发展史上,上探“射”的起源,下察“射”的发展。看儒家如何将一种作为生存技能的技艺,一步步纳入整体的礼乐制度,更进一步升华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和实践。“射”作为一个具体的入手处,涵摄了“仁”在“生存-礼制-人格”这一自觉道路上发生、诠释与发展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一历史进程,以小见大,探讨儒家核心精神“仁”的形成理路,由此领悟其精神内核。

古代礼乐关系中我国音乐规制的思想诠释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特征。“礼”的仪式在西周初年经周公等的改造,从宗教制度转换为基本的典章制度,规定着社会生活、贵族活动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乐”被周代改造为沟通情感基本方式,其目的通过“乐”来化解因“礼”的秩序化、等级化而带来的社会对立与矛盾。利用“礼教”“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等级的秩序,以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礼乐”对后来各朝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仪式剧视阈下的杜甫“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750),杜甫预献“三大礼赋”,包括《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些作品以浪漫的文学想象描述了唐玄宗祭祀老子、祖先和天地神的活动,实际是唐代祭祀仪式的文学呈现。在“三大礼”祭祀中,鬼神信仰、仪轨流程、礼乐教化等元素共同作用于整个祭典过程,明显展现出后世戏剧的种种特质。“三大礼”祭祀的目的在于祈福于天和宣扬正统,其表演以庄严的动作流程感召观看者,相当于一场官方仪式剧,展现出古代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

迷失与复归:妈祖之“礼”与“她时代”女性的精神追寻

妈祖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优秀女性典范,在她身上高度集中地体现出孔子式的礼乐精神和礼乐境界,展现出女性丰盛的人生、圆满的人性和独特的女性精神,这为“她时代”下女性的精神追寻带来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智慧策略。“她时代”下的女性,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出现传统文化失落的现象,导致身份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迷失的现象较严重。践行妈祖之“礼”,承传和发扬礼乐文化,可破解“她时代”下女性的事业与家庭这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大难题,可寻回并体现新时代风范的女性精神。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