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

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视域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儒家礼乐教化文化之契合

中国人能欣然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儒家学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线,礼乐教化是其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它与儒家礼乐教化文化在诸多方面有着深度的融合与相通。二者都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讲求实际、推陈出新等优秀品质,这些相通与契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在中华大地扎根、拓展的思想文化土壤,它们在相通、相容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百年征程。

论荀子与儒家乐教的礼法化转向

荀子继承“郭店楚简”的自然人性论,其礼乐教化主张之首要,是期望利用礼乐教化百姓,使之能实现“化性起伪”,改变“本始材朴”的自然人性状态,走向“性质美”的结果;荀子继承了孔子“约之以礼”的主张,强调应用礼乐制度对人之情性、行为作出细致的规范与塑造,以达到以礼乐治国的儒家理想;荀子对乐教与主体品性教养的密切关系作出了更为详细地阐述,出于对乐教价值的深刻认识,荀子还着力批判了以墨子为代表的“非乐”思潮,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儒家礼乐教化理想。荀子的乐教观念对《礼记·乐记》影响很大,是儒家乐教思想走向系统性、成熟性的先声。

论董仲舒对两汉乐教的礼法化建构

董仲舒是两汉时期影响最大的儒者,其乐教思想显现出明显的礼法化倾向。首先,他继承前人主张,认为天道是礼乐的形而上依据。接着,他突出了君主在天地自然及人世政治中的决定地位:一方面试图将皇权作为推行礼乐教化的依靠;另一方面强调君主按礼乐而行其实也是循天道而行,以礼乐治国远胜于刑法,是天道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治世的唯一途径。最后,他又从民众角度出发,认为礼乐教化可以满足百姓需求,所以他们应该自觉接受其影响,并在天下大治后,积极歌颂君主之德治。董仲舒的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兼顾了君主及百姓的需要,其部分建议得以推行,并最终实现了礼乐教化在两汉的礼法化转向。

儒家“中和”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中和”这一概念一直贯穿在礼乐教化思想发展的始终,无论在我国古代还是现代都有着重要影响。儒家主张通过礼乐的教化,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的音乐使人的心理和精神达到“中和”状态,实现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睦相处。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释中”对儒家“中和”礼乐教化思想进行解读,探寻其当代价值。

从“礼乐教化”到“无为自化”——论老子对晚周治理模式的反思

生活在礼崩乐坏时代的老子,对周代的礼乐教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方面他阐释了古礼精神,主张“大制不割”,反对制定繁杂的名物制度;另一方面他批判“攘臂而扔之”的礼乐教化模式,认为其不能体现百姓的真实情感意志,限制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其主张君王应自觉节制权力,减少干涉,以辅百姓之“自然”而“无为”,保证民众在礼乐制度的创设与实施上实现人性自由。

文中子乐教思想述论

文中子王通生于魏晋南北朝乱世末期,由于亲眼目睹政治混乱、兵戈四起带给百姓的灾难,他逐渐孕育出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传承古代礼乐教化的文化意识。首先,他从理论上界定了乐教的本质,认为乐是对于圣王之德的一种象征与描绘;其次,他指出乐教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礼乐将其蕴含的道德精神,以一种具体可感、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在潜移默化中感动聆听者,使之浸润在道德之善、艺术之美中而受到诱导,最终影响其内心世界与外在言行;最后,他通过点评历代礼乐教化、教育弟子、参与政治等实践,试图在隋初重建礼乐。虽然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景,但王通乐教思想仍有不可磨灭、值得研究的现代价值。

《白虎通》乐教思想研究

《白虎通》构建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交相感”系统,并将董仲舒等汉儒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打通了天人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正式奠定了汉儒以阴阳五行认识世界的哲学格局。它通过利用“比附”思维,“编织”起一张涵盖形上与形下、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的“大网”。在此体系中,所有的自然现象均被按照某种道德伦理目的进行再次解读,实际打通了天人界限,为“三纲六纪”作出客观论证。人在其本性中便有“五常之性”,即能成善并须成善的先天条件与需要,所以君王必须“以纲纪为化”,建立国家礼乐教化体系,以帮助人们克服情感中的不良欲望。它认为形下的五声是形上的五行表现于声之结果,五种音阶与五行存在一一对应的“比附”关系。同时,它们又是阴阳二气处于不同活动状态的显现,故又对应人间王朝的德行盛衰。所以,人的情感并不是音乐得以产生的本质原因,其根本是阴阳五行之气。乐教由此获得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强制地位。

礼乐教化与中和之美——中华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是我国首部多卷本美育思想通史,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全书由九卷构成,从先秦一直写到当代,基本呈现了中国五千年美育发展的全貌,揭示古代美育与现当代美育之关系;同时尽量写出与通常的美学史不同的美育史特色,并注意从现代美育学科建设的眼光考察我国从古代以来文化与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包含的审美教育与艺术教育的因素及其在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的地位作用与价值意义。《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着重阐述中国古代相异于西方美育的"礼乐教化",以"中和之美"作为整个中华美学精神之主要特点,并以之为中心线索,在此前提下着重探讨了与此相关的礼乐教化、风骨与境界等观念,阐述了主要立足于"以美育人"的中华美育思想的基本特点,勾勒出其五千年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力图揭示促进中国五千年美育发展的诸多关键性因素,如儒道互补、阴阳相生、中外对话融通以及审美与艺术统一等的内涵与意蕴。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美育与“礼乐教化”——略论徐干的“美育群材”说及其意义

徐干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了"美育"概念,他的"美育群材"说与席勒的"美育"基本内涵非常接近,集中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礼乐教化"为核心概念的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试论董仲舒的“礼乐教化”美育思想

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董仲舒最早提出了"礼乐教化"概念。他根据对汉初以来政治的思考,主张"更化",以"礼乐教化"为国家"适于治"之道;董仲舒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美育观,以"德教"为中心,突出强调了礼乐的"纯其美""安其情"等美育功能;在人性与礼乐教化关系问题上,董仲舒主张"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性非教化不成",从而为礼乐教化的美育观奠定了人性论基础;董仲舒吸取、融会了道家、阴阳五行家等相关思想,将"中和"提升为天地之道,主张"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在政治上提倡"以中和理天下",在人生修养上强调"以中和养其身",从而丰富了儒家"中和"论美学观念。

“礼乐教化”考

礼乐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涵摄人的一生且无所不包的弥散性的人文体系;教化是一个人文历程;礼乐教化就是一种以礼乐为仪式与表徵的,在润物无声的情况下,向民众传达蕴于礼乐之中的义理精神的化成天下的人文活动。

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

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申说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是把教化看做今天的教育。其实教育也有两种，世俗的教育是教育，宗教的教育也是教育。教化也有世俗的教化和宗教的教化，名词本身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说儒教是教化之教并不能够说明儒教就...

陆贾和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

“礼乐教化”是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工具,它起源于先秦儒学以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随秦汉统一的专制君主大帝国的建立而昌盛,经过历代思想家充实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秦汉时代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的滥觞期,在这个阶段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教化”也不例外。陆贾和贾谊作为汉初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

郭店楚简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

郭店楚简儒家文献展示出孔子之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楚简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社会性礼乐教化观念,对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道德教化功能上的差异有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从人性论出发对"乐教"的审美教育作用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论述,是其对儒家美育观的重大贡献。楚简的美育观上承孔子,下启孟、荀,其基本思想与荀子关系更为密切。

和:《礼记》礼乐教化的旨归

《礼记》礼乐教化的旨归是"和"。而致和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生命化的过程。"和"首先表现为"君子和而不流"的"己和",即身(形体)心(精神)之和。其次是由"己和"而推衍为人人"安其位而不相夺"的"人和"。"和"的最高境界,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人和",即"太和"。《礼记》礼乐教化之"和"的内涵,是通过礼乐教化而孳生的个人、社会、天人之间的各素其位、各正性命、生生不已的和谐有序的发展关系。

汉代礼乐教化观的转型探微

礼乐教化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汉代礼乐教化观的复兴以陆贾、贾谊为代表,在礼乐教化的目的上,继承了孔孟的"仁义"思想;在具体的教化措施上吸收了荀子"化性起伪"的思想。董仲舒通过阴阳五行化的自然天道观论证礼乐教化的合理性,实现了礼乐教化观从"人性论"向"天道观"的转型,最终由《白虎通义》进行总结,实现了礼乐教化的法典化。其结果有助于国家"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实施,却在一定意义上压制了人性的自由发展,改变了先秦儒家礼乐教化观自然发展的"内在理路"。

试论汉代“礼乐教化”美育思想的四个基本问题

汉代美育思想是先秦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美育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是汉代美育思想的基本线索。汉代美育思想以"礼乐教化"为核心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汉代美育思想通过对"德教"与"法教"关系的探讨确立了礼乐教化的政治地位,通过对人性与礼乐教化关系的探讨强调了礼乐教化的人性论根据,通过对礼乐与道德修养关系的探讨阐发了礼乐教化的目的,通过对礼乐的审美性质与性情陶冶功能的论述揭示了礼乐教化的美育性质。

庄子对西周礼乐教化的解构与回归——以木斋《先秦文学演变史》为基础

礼乐教化历经殷周之际的启蒙期、周公制礼作乐的全盛期后,于西周晚期逐渐烦琐僵化而渐趋没落。在礼崩乐坏的情势下,孔子、墨子率先对礼乐进行自觉反思,尔后庄子则吸收了儒墨的思想成果,从"人"的存在这一哲学本体论高度对礼乐教化国家意识形态运作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其精神向度于"乐"的抒情性回归,思想关切于主体性的自由与解放,表征出庄子思想中极致的人文主义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