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日用礼书与乡村礼治

在鲁北地区东永安村使用百年之久的日用礼书抄本《应酬本》,含括日常礼仪知识与传统价值观,不仅承载着乡村历史文化传统,也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中的知识传播、价值传承与社会建构提供了重要路径。与《应酬本》相关的文字书写与应用实践,强化了乡村民众生活的礼仪规范与价值传统,有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代乡村社会面临着全球化、都市化、现代化等所带来的新挑战,应准确认知以《应酬本》为表征的乡村传统知识体系,并予以创造性转化,促使其在创新传统文化、弘扬传统价值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为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

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礼治作为传统社会的独特治理方式,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历史、现实及价值上的逻辑契合性,具体表现为礼文化蕴涵的丰富治理资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及礼文化蕴含的独特人文精神特质同现代化乡村治理的价值追求相契合。新时代推动礼治融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可从发挥基层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重视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及健全乡村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四个层面进行路径探索,以文化“软治理”助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礼治、法治、德治:梁启超群学思想的三个维度

群学思想是梁启超社会变革主张的基石。“群”是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如何实现良好群治是重拾中华民族信心的关键。梳理历史,梁启超将礼治视为治群的初始手段;立足当下,他主张以强化法治精神来弥补礼治的不足;着眼未来,他提倡德治以期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性“大群”。从过程看,礼治、法治、德治作为三种治理手段贯穿于梁启超群学思想始末。其间,他对“群”的本质、功能及其流变,礼与法的功能及其重点,群德的养成以及公德与私德的新内涵做出系统阐发。最终,梁启超超越了由礼治回护的国家民族主义,走向日臻德境的世界大同。

浅谈贾谊的治安之策

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西汉初期,社会面临着许多挑战,统治者迫切需要稳定朝政,贾谊适时地提出了一套治国理政的思想。贾谊的政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融汇了道、法、墨、阴阳等各派思想,具有“颇通诸家之书”的特征。通过深入分析汉初社会的现状,形成了其独特的“礼法”观,强调礼法并用、以礼为主。贾谊强调仁爱治国,提倡统治者施行仁政,在重视礼与法的同时把仁义精神贯彻其中。贾谊的政治思想为西汉王朝提供了一套礼、法、仁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对西汉时期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道德定力的思考和建议——以《资治通鉴》礼治、德治思想为视角

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道德思想建设,对于凝聚党的向心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保持我党长盛不衰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北宋时期政治家司马光知古鉴今,在其巨著《资治通鉴》提出“礼治”“德治”这一重要的治道思想,为当今党员队伍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透视中国传统治道理念,深入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对促进其现代化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研读学术经典,厚植家国情怀——《乡土中国·礼治秩序》课例品鉴

《乡土中国》是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第五单元整本书阅读书目。这个单元对应“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属于学术著作阅读。其中“礼治秩序”是乡土社会独特的治理方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课堂按照“概念—观点—结构—应用—拓展”的思路进行设计,不仅教给学生读懂这一篇的具体方法,而且力争使学生掌握研读学术著作的方法。

蚕桑文化的符号构成及礼治内涵解析

人类文化都是以符号化的思维及符号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不同符号的表达,蚕桑文化也不例外。远古时期的华夏民族群体生活中,留下了内涵丰富的以蚕桑为中心的图像符号、传说及史实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农耕社会的原初面貌以及变迁发展。以桑、蚕、丝为主要内容的蚕桑文化元素,成为华夏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蚕丝及蚕丝服饰成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礼治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

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化和制度的建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汉初,叔孙通定朝仪和宗庙之礼,凸显皇帝的尊贵;陆贾尚仁义之治,贾谊设计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皇权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也为"礼治"思想治国方略由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奠定了基础。

考问价值:礼治何以可能?——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的三重视角

从价值观的视域回答"礼治何以可能"是儒家礼治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在于儒家礼治思想本质上内蕴着"让"、"名"、"和"三重价值特质,它使得儒家的礼治大厦得以建构于坚实的价值土壤之上。

古代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礼治秩序研究

礼治秩序在古代治安治理及社会管理中具有根本作用。外在的礼潜移默化为人的主动自觉的道德追求和行动。礼治为先,辅之以刑,是我国古代治安治理的重要特征。古代社会主要靠礼治秩序维持运作。古人认为礼治是治安治理中的治本之举;礼之为治,教民于善,辅之以刑,惩恶于刑,法的实施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确保礼治,以法成礼,以刑行礼。礼治是最佳的治安预防;礼是一种规训预防的微观权力。古代礼治秩序构建与礼治治理思想与实践,对当代治安治理仍有莫大的借鉴与启示。

“礼治秩序”建构视阈下的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以礼为教"以"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平天下"为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价值导向,达到了化成人性、化成天下的目标。对于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理性思考和重新阐释,既可为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提供新视角,也可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礼治秩序"模式提供可借鉴的路径选择。

网络关系治理机制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阐述了中国中小创业企业网络中普遍存在的礼治治理机制,探索了企业遵循礼治秩序对创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创业企业网络礼治治理的核心概念,界定其本质属性,建构出企业遵循礼治秩序-创业资源拼凑-创业企业成长的基本框架;通过188家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企业遵循礼治秩序对创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指出企业遵循礼治秩序有助于创业者实施创业拼凑,并对创业企业成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同时探讨了企业网链嵌入程度对三个变量关系的影响。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下意义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有着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社会治理主张,表现为:在尊礼崇法中构建社会规范体系,将爱民养民、富民安民视为社会治理的民生保障基础,将教民化民作为基本思路,激励人们形成君子人格、平和的心态与积极参与的态度,孝悌伦理是儒家社会治理的根本。这些思想在我国传统治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契合社会治理的理念,对当前我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并提供了重要启示: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建立德法结合的现代社会规范体系,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创新儒家教化治理的形式,与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家风建设相结合。

礼治秩序:中国本土组织的控制机制及其人文特质

组织中的机械思维及程序化生活侵蚀人的精神安宁,如何避免这种现象是诸多经典组织理论探讨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建构的礼治秩序将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理想落实在社会组织与控制的生活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组织控制机制。它的形成和控制过程是一种自组织机制,伦理、情感及价值观等组织文化因素及其规范下的非正式规则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从而凸显出人的价值及其自主作用,礼治秩序这种人文特质具有科学管理模式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价值。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法治思想。儒家以礼治为表征的礼法融合、情法互补,道家的道法自然提倡的无为而无不为,以及法家所追求的体系化的、制度化的以法治国思想等无不蕴含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法治思想与法治理念,为当今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思想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我们今天培育蕴含着时代精神精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法治精神,必须深入挖掘和自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资源,建构起有传统根基、有时代内涵、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法制史精神。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乡村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困局

文章试图探讨中国乡村转型时期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遭遇下所承受的困境;中国乡村特有的内心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的特有品格,在应对西方理性主义框架主导下的"法治"中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和困境;法律、伦理和习俗这些复杂因素之间互动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并试图分析其中深刻的文化和价值冲突带来的危机,以期能正视这一困境,并在理论和现实实践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