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行本《礼记正义》传本考

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礼记正义》７０卷，是《十三经》经、注、疏最早合刻本之一。本文利用清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八行本《礼记正义》的收藏源流及其传本作了考辨。

字大如钱 墨光似漆——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刊刻、流传和价值

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礼记》经、注、疏合刊本,也是南宋浙江刻本中的代表作。文章通过对八行本《礼记正义》刊刻、流传及其收藏经过的考查,探讨了八行本的学术、版本和艺术价值,也说明了私家收藏在中国古籍流传中的重要地位。

越州本《礼记正义》版本述略

国家图书馆藏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是已知的《礼记》经、注、疏合刊之最早版本,对于研究《礼记》具有重要版本学和校勘学价值;书后黄唐识语为考证《十三经》经、注、疏文合刻的起始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书中诸家藏印及书后跋文互相印证,清晰地揭示出此书递藏流转的历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本《礼记正义》标点商榷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整理本《礼记正义》,因整理者的疏忽或理解失误,部分标点出现讹误。本文枚举凡115例,其中包括破句有误或欠妥者69例,不当标点而标点者22例,当标点而未标者24例,并加以分析论证。

北大标点本《礼记正义》勘正

北大标点本《礼记正义》乃呕心之作,嘉惠学林。然整理者因文字误读、误解语词、句法分析不当、不察古代名物、不详古代典章等,而影响了对典籍的正确标点,以致瑕疵尚存。本文勘正其书存在的问题14处,并进行考证,以期该文献更加科学准确。

從單疏殘抄本看《禮記正義》的演變

將日本東洋文庫藏《禮記正義》卷五殘抄本與八行本、十行本《禮記正義》對比,可以總結出《禮記正義》演變的一些特徵和規律。單疏本的分節與八行本一致,與十行本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十行本的分節是對單疏本分節的細化,與余仁仲本等經注本分節關係不大。單疏抄本將所釋經注均以出文的形式引録出來,自單疏刻本起,各本均對出文做了大幅删減,這一方面使部分疏文文意不全,另一方面也使讀者在閲讀時不得不取經注本相對照。這可能正是經疏合刊本出現的原因之一。單疏抄本於每節疏的出文之後、節中小段出文之後、釋注之疏的出文之後多加“正義曰”,八行本、十行本則多予删除,這對後世閲讀經疏造成了一些困擾。單疏抄本在引録經文後往往重揭經字作釋,後世版本多將這類重揭之字删除。單疏抄本在串講經、注時,多用訓詁字代經字,或用訓詁字與經字合成雙音詞,八行本、十行本或對這部分内容做了删改。

淺談寫本文獻學在傳世文獻校勘中的作用——以《禮記正義》爲例

《禮記正義》成書於寫本時代,其中保留了不少寫本時代的特徵,如多有俗訛字,多用音近通用字,多有俗語詞,使用重文符、省代符,所據文獻版本歧異較多,等等。但不少學者對這些特徵不太熟悉,有不少誤校、誤點、漏校的現象。本文指出了一些前人整理《禮記正義》的失誤,藉之説明寫本文獻學在傳世文獻校勘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礼记正义》标点商榷

由吕友仁先生点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礼记正义》,曾被学界誉为“最佳整理本”。不过,点校本《礼记正义》在标点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处。通过反复研读并参考多种文献,校出标点有误以及可商榷者凡98条,大致可分为三类:破句或标点欠妥者68条,当标点而未标者24条,不当标点而标者6条。

孔颖达《正义》校勘《礼记》经注版本考论

考稽孔颖达《礼记正义》文本可知,孔颖达等经师对《礼记》及郑玄《礼记注》进行了大量的校勘。为达到精校目的,采集《礼记》版本凡22种,《礼记注》版本凡12种。孔氏《正义》校勘《礼记》经注,在版本的取舍上体现出的特点有三:其一,广集众本,其以郑玄注本之善者为底本,以汉以来的“定本”、古旧本以及著名学者如蔡邕、卢植、王肃、皇侃、熊安生、徐邈、崔灵恩等注本或义疏本为重要参校本,同时还以俗本、或本、而本、诸本、他本等为一般参校本。其二,学有所宗,但择善而从。即以郑本为底本,而不盲从郑本;尊崇南学,而不排斥北学;重视定本,而不抛弃俗本。其三,大量存异、存疑,在保障精校的基础上,又具有保存文献之功。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教育思想

孔颖达《礼记正义》对《礼记》的教育思想进行讨论并加以发挥。整体看,《礼记正义》主要围绕教育的内涵、教育的内容、教育者、受教者等4个方面,阐述了教育"化民成俗"的政教内涵及其政治意义;明确了教育内容就是儒家经典;特别强调了教育者必须兼备学识、品德两方面的素养,以及在具体教育活动中"师法"得当的重要性;也要求受教者尊师重道,努力勤学儒经并践行圣人之道。

《礼记正义》的修撰、审定与修订学者考

除领衔者孔颖达外,还有十余位经师先后参与了《礼记正义》的初撰、审定与二次修订工作。据有限的史料考知,诸贤的礼学思想及其礼制创见渗透在《礼记正义》之中,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他们学识渊博,多为品德贞良之士,政治上亦卓有建树,堪称儒林楷模。遗憾的是,仅朱子奢、贾公彦、赵弘智三人生平事迹可睹,其他如李善信、范义頵、张权、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等,近乎湮没无闻。

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校勘方法

孔颖达《礼记正义》对《礼记》、郑玄《礼记注》等文献进行大量校勘,其所采取的校勘方法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孔疏运用对校法注重广集众本,择善而从;运用本校法则方式灵活;运用他校法则旁征博引,有极强说服力;运用理校法,则结合其他方法进行。为了达到精校目的,孔疏熟练地运用了多种校勘方法,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怎一个“补”字了得——熊安生《礼记义疏》在《礼记正义》中所起作用探析

孔颖达《礼记正义·序》云:"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然笔者细读孔疏,感到熊氏在《礼记正义》中的作用,并不是如《礼记正义·序》所说,仅仅补皇氏之未备而已。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据统计,有以下七种:第一,皇氏、熊氏并出,皇氏是而熊氏非;第二,皇氏、熊氏并出,两家皆非;第三,皇氏、熊氏并出,以熊氏正皇氏;第四,皇氏、熊氏并出,未知孰是;第五,皇氏、熊氏及他家并出,熊氏略胜一筹;第六,与皇氏以外的其他疏家相比,互有短长;第七,单出熊氏,作为反面教员。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礼乐观

孔颖达著述颇丰,涵盖文学、史学、经学等多个领域。孔颖达主撰《五经正义》作为经学诠释的经典文本,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并对初唐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经正义》中的《礼记正义》中礼乐文化又对中国的礼乐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上古点校本《礼记正义》指瑕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的《礼记正义》三大册，是目前公认最佳的《礼记正义》整理本，但从底本的选择到整理、标点，此本并非完美无瑕。文章从底本选择开始谈起，举例说明此本在标点、校勘、校勘记三个方面存在的可商榷问题，不敢依此质疑此本之善，旨在提醒读者之注意。

三種《禮記正義》整理本平議——兼論古籍整理之規範

本文平议龙龔云、田博元、吕友仁三位先生分别整理出版的《礼记正义》，从凡例的制定、底本的选择、对校本的确定、标点、校勘和序跋的撰写、附录的收集等方面进行对比，认为吕友仁先生整理的《礼记正义》是最佳整理本。古籍整理是一项严肃认真、科学规范的学术研究工作，整理者必须是行业专家，按照选择一定的严格的工序，谨慎从事，才有可能完成高质量的整理工作。

孔穎達《禮記正義》取捨皇侃疏研究

唐孔穎達修撰《禮記正義》,自稱以皇侃疏爲本,參酌熊安生疏而成。由於皇侃《禮記》疏早佚,孔穎達取捨皇疏的理由何在,後來學者已不得而知。幸好日本尚有皇侃《禮記子本疏義》殘帙傳世,可以從中窺見皇侃義疏的特點。通過比較皇疏與孔疏的不同,可以發現孔穎達有意不採用皇侃對於經文科段的劃分,並且不取皇侃在鄭玄注以外的發揮。然而孔疏雖然反對皇侃的叙述方法,却又依賴皇疏對於經文的基本解釋,故此在改易皇疏之後,又引發了新的問題。考察孔疏與皇疏的不同,可以讓我們看到南北朝至隋唐經學研究取徑的轉變。

覆刻宋本《礼记正义》重印述要

《礼记》一书,虽为西汉人所编定,而各篇多为战国时人所撰写,或主要材料出于战国时期,所以书中得以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期的史料.《礼记》的注解,现存以东汉郑玄注本为最古,在南北朝时,为郑注作义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唐孔颖达敕修《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氏为本,以熊氏为辅.孔序批评二书以为‘熊则违背本注,多则外义’,‘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乃时乖郑义’,但孔氏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所以《四库总目提要》又以孔氏‘务伸郑注,不免有附会之处’.

《礼记正义》称引“书传”指向稽考

"书传"一词,唐时具有三种义项,或泛指典籍,或专指《尚书大传》,或特指某种或某些种《尚书》训释类著作的集合。《五经正义》称引"书传"两百余例,各自指向必须结合语境予以鉴别。本文依序遍检《礼记正义》中所有"书传"用例,一一略作稽考,明确其所指;对于其中专指《尚书大传》者,详示其引文来源篇目;总结全部用例的概况、规律,分析其可能原因。古籍整理中,正确、统一、规范的标点方式,有助于"书传"一词歧义的化解:泛指典籍时,不加任何标点;专指《尚书大传》时,应统一标点作"《书传》",不宜作"《书》《传》"或"《书》传";《尚书大传》的《略说》篇曾析出别行,标点作"《书传略说》"或"《书传·略说》"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