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民族国家认同——以“大禹祭典”为例

大禹祭祀在浙江省绍兴地区历史悠久,但因为政治、社会的原因,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衰退、消失。现在,大禹祭祀在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得到再生和发展;而这种再生和发展无疑伴随着"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过程。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禹祭典"的"传统"、"民俗"的创造,孕育了国家整合、地方开发、宗族变化之间的互酬互惠的关系;同时,也经历了由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到表象民族、国家的中华文化的升华。

从“禹祭”到“泥祭”——中日洪水神话比较

中国的洪水神话以“大禹治水”为最著名。最早出自吴越,后传至中原,大禹被称作“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称“禹祭”。日本亦有相似的神话,流传于日本最大的河流利根川流域,神话的主人公被称作“土神之母”受到民间祭拜,俗称“泥祭”。有迹象表明,“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但经过日本民族的再创造之后,早已远离原型,成为本民族特有的神话,唯留有原神话若干因子而已。

大禹祭典与大禹文化的传播

祭禹活动有着悠久的传统。绍兴于1995年重启祭典大禹活动,确立"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公祭、十年一大祭"的原则。大禹祭典活动尽管有着经济元素在内,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活动。大禹祭典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体现着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的交织。它的符号意义包括:唤起了社会对大禹精神的认同;再生产大禹文化;是推动大禹文化传播的载体。大禹祭典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促进了大禹文化向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推动了大禹文化的海内外交流,并提升了绍兴市历史文化的海内外影响力。

从“禹祭”的东传及流变看吴越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

大禹被吴越地区民众作为治水英雄的神话广为歌颂,称为"地王"受到祭祀,俗称"禹祭"。日本亦有相似的神话,流传于日本最大的河流——利根川流域,神话的主人公被称作"土神之母"受到民间祭拜,俗称"泥祭"。种种迹象表明,"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从中发现,吴越文化早在古代就已经传播到当时还被称为"岛夷"的日本。但是,同一治水神话,日本民众的祭祀方式与吴越地区民众的祭祀方法也很不一样,它经过日本民族的再创造之后,早已远离原型,成为本民族特有的神话,唯留有原神话若干因子而已。

康熙皇帝与祭禹新解

康熙帝是清朝第一位亲祭禹陵的皇帝。他对祭禹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沟通满汉,适宜大一统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清代黄河改道的客观需要。因此,其在当政期间从祭禹的历史文化、到祭禹旧制的学习、祭祀新规的制定以及亲祭禹陵、遣官祭禹都力行躬行,对后代帝王影响深远。

论大禹陵的文化价值

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谁作为中华大地上的统治者,都对大禹和大禹陵充满了尊重和敬畏。从关中地区进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以东北少数民族身份入居中原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分别为大禹陵书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的对联。大禹陵的长期存在,证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明代大禹记忆及其文化意蕴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神话人物之一,上承五帝,下启三代,地位特殊,而大禹传说更是经久不衰,深入人心,自成体系,并逐渐"历史化""政治化""人格化"。明人对于大禹有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在明代,大禹祭祀备受重视,典祭制度空前完善,帝王登基,必遣使告祭。然而,历史记忆并非单纯关乎过去,它更是现实需求的反应。明人借鉴大禹治水之法,治理水患具有明显成效,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功能,且大禹精神被明人重塑深化。大禹记忆透视出了明代社会情境、文化意蕴、政治境况的某些侧面,是另外一种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