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空名的儒家思想——周作人1940年代正经文章之再阐释

1940年代周作人声称对'作为支那民族根本思想的儒家思想'很感兴趣,'试图描绘其未被后人歪由的本来的形态'。所谓儒家思想的固有形态,即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儒家,在周作人处实乃披着儒家外衣的个人主张,出于'复古以通今'的修辞策略。对周作人谈儒家的一个误读,在于将其坐实为思想转向,而非可调适的政治姿态。本文从引经据典的角度进入周作人在1940年代苦心经营的几篇正经文章,关注引文的出处、增删、功能分配,以及引文与正文之间的缝隙或互补关系,剖析引文背后的用心,进而揭示周作人在'无父无君'的前提下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改造。

知堂表彰禹稷臆说

本文通过对俞平伯发表在《覆瓿》杂志上的一则札记《杜陵自比稷契申杜臆说》的考释,体察其师周作人1940年代回到原始儒家的传统,大力表彰"禹稷精神"的用心,其实是为他沦陷时期出处进退的选择寻求历史根据。周作人不仅在儒家思想中引入释、墨两家的资源,还改写了儒家的道统,由孔孟上追禹稷,其所谓的"禹稷精神",即在救民饥溺的动机的促使下积极入世的姿态,是用来抵抗民族国家的伦理框架对士人道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