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青少年离农社会化研究——以安徽省两县为例

乡村青少年作为未来乡村振兴的主体,其过强的离农观念将一定程度上导致乡村本土人才的流失。为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从社会化角度切入,探究乡村青少年离农观的现状、形成及对策。当前乡村青少年的离农倾向较强,普遍抱有向城市迁移的愿望,但仍与乡村存在较紧密的血缘和地缘纽带,并认同自己乡村人的身份。这种离农倾向受到强正向激励、弱负向激励的离农社会化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是城市话语主导、乡村文化自觉、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与弥合的结果。为此,应进行乡村主体性的再建构和正向留乡激励的制度性嵌入,以实现乡村离农社会化模式的重构,从而保障未来乡村振兴的人才储备。

乡愁远去:农家研究生“文化离农”的质性研究--基于17名农家子弟的叙述

农家研究生存在着一种远离乡土的教育倾向,大学场域驱动着“文化离农”成为现实。基于17名农家研究生的求学故事,发现:在大学,存在诸多他者化和媚俗化的利益点,运行着向城市看齐的规则,遍布着乡土淡化的参与者,充斥着竞争肆虐的异化行为,这些挤压了农家研究生的乡土文化。在深层起因上,源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所构成的“位置差”是农家研究生追求“文化离农”的底根。“文化离农”虽是多方面的结果,但教育系统仍可以有所为。大学可以尝试形塑农家研究生主体的乡土自信,丰富大学场域中的乡土元素,弱化大学“走出去”的制度取向。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离农:农村教育发展的趋势与问题——兼论“离农”和“为农”之争

"离农"和"为农"涉及农村教育发展的不同取向,在现有讨论中,它被建构成一种两难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考察,澄清当前讨论中的问题,并引入一种新的视角,即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农村教育问题,把理念之争转变为关于"农村教育改造"方案的讨论。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离农"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趋势,农村教育的问题在于强化而非缓解既有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再嵌入"的教育改造方案,强调重建学校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意义在于使农村儿童的生活回归乡土,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整合的教育经验。

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广西中等农业职业学校“留农”与“离农”发展问题研究

广西中等农业职业学校创办定位以农为本,但2000年以来陷入“留农”与“离农”发展路径矛盾之中。这个路径矛盾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部门坚持学校“留农”发展政策与广西城乡“二元”结构、学校缺乏属地支持和生存压力加大等导致的“离农”取向之间的博弈。广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解决路径矛盾的基础条件,学校“留农”发展呈现多元价值,为此政府需做统筹规划,学校要增强服务地方能力和农业特色内涵建设。

农村教育的“离农”倾向及其克服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农村发展之基。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一方面,教育为其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农村教育发展中又存在严重的"离农"倾向。因此,克服农村教育"离农"倾向,积极探寻农村教育服务农村的有效途径,是当前建设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论农村教育类型、功能及乡土文化传承——兼谈“离农”与“为农”之争

"离农"与"为农"之争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不同类型农村教育功能的认知差异。农村教育中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与家庭教育应该具有各自教育功能,虽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农村基础教育的侧重点应放在公共精神的培育上,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农业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上,农村社区与家庭教育的重点应放在乡土文化的守护与传承上。不同教育类型的混淆可能导致其功能发挥受阻,易造成教育实践上自相矛盾,不利于公共精神培育、农业专业化人才培养以及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等多重目标的实现。

我国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补偿的构成与计量

承包地退出补偿是对离农农民放弃合法土地权益所造成效用价值损失的合理补偿,是增强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内在动力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各地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中对离农农民承包退出补偿的探索,存在补偿依据不清、补偿构成不合理以及补偿资金不足等问题。承包地退出补偿是对离农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所造成的所有效用损失进行的补偿,应包含对承包地的"生产资源价值""保障价值""财产预期价值"和"其他价值"的补偿。目前我国各地农民的离农程度、离农类型差异较大,应分情况、分类别建立差异性的承包地退出补偿制度。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离农机制的构建

在城镇化浪潮下,农村转移人口成为关注焦点。然而,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存在退农意愿低下、移居观念淡薄、转移渠道单一等弊端,加之支持措施低效,难以实现从职业到身份的全方位离农。据此,有必要基于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并重,行动可行且路径有序,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兼顾的原则,构建以自愿退农机制、市民化机制、有序迁移机制、运行保障机制为主体的农村转移人口离农机制。

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离农”还是“为农”——基于历史变迁视角的考察

遵循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事实,把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分为探索试办、曲折发展、恢复发展、综合改革、重点发展和面向农村等六个时期,通过大量的政策和事实的考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先后经历了"为农"、"为农"转向"离农"、"离农"和"为农"四个阶段或过程。出现短暂的"离农"也是为了长远的"为农",是一种矫枉过正。可以说,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是"为农"服务的。

离农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影响因素及模式分析——基于安徽省宿州市的调研

通过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对离农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影响因素进行整理分析,并介绍了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国内实践。为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在安徽省宿州市进行了调研,发现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是影响农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首要因素。依据这个影响因素,对农民的土地依存类型进行了划分,并结合调研数据,对土地承包权退出模式进行了分析,为未来我国相关政策设计及模式构建提供了依据。

农村义务教育的“离农”倾向:表现、危害与思考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着价值取向,课程、教材以及教育评价的"离农"倾向,这种倾向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离农"倾向,本文建议:农村义务教育应该着眼于基础性、普及性和全面性;改革、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课程;加强教材编写队伍的建设;高考政策适当向农村考生倾斜。

农村转移人口离农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既面临农村转移人口离农的压力和挑战,也积累了农村转移人口离农机制建构的经验。立足于河南省实际和经验,研究建议:从经济发展动力的角度提出产业政策作为农村人口有效离农的支撑机制;从城镇化发展促进的角度提出新城镇化作为农村人口有效离农的归宿机制;从社会发展稳定的角度提出公共服务作为农村人口有效离农的促进机制;从制度完善保障的角度提出法制建设作为农村人口有效离农的保障机制。

关于乡镇企业“离农倾向”的探讨

我国乡镇企业是在农业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从事农业开发,生产农用生产资料,提供支农资金,加工、销售农产品,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推动多种产业、多种所有制经济及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等,改变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使农村经济日益昌盛。

“离农”? “为农”?——农村成人教育两难抉择的困境与出路

农村成人教育一直陷于"离农"和"为农"的两难抉择中。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农村成人教育功能的理解有偏差,对农村成人接受教育的主体意愿的忽视,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现实以及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要消解农村成人教育"离农"和"为农"的两难抉择,应该把城乡共同发展作为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定位,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确立系统化思维方式,此外,还要完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

农村人口离农进程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中国正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阶段,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和高额的市民化成本,农村人口转移必须有序推进。从对典型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金砖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离农不同动因分析出发,探究其向城市外迁、农村内部工业化等多维离农方式,概述其强化"三农"基础地位、盯住"三化"协同发展和全力避免"过度城市化""伪城市化"等离农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农村人口离农提供参考和借鉴。

乡镇企业离农倾向的分析与对策

《乡镇企业法》将乡镇企业定义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同时还规定:乡镇企业在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在城市开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农村开办的并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企业,按乡镇企业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