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离异与回归现象反思

离异与回归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离异,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是内因,而西方文明潜移默化乃外因。在回归的动因上,传统文化的顽冥根深是内因,对西方文明的失望是诱因。总体而论,近代中国西化的成就极低,离异明显不足,难度极大,大有半途而废之势,而回归的力度则因传统文化对异质文明的强大排斥力而显得不可阻挡,这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

1902—1903年间梁启超对康有为之离异与回归

1902年2月2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期上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从而开始一度公开脱离康有为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轨道,企图独立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观、文化观和伦理道德观。但是,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至10月31日迫回东京后,又一改初衷,绝口不言革命,从而完成了对其师康有为思想由离异到回归的一个循环。

史学四题

本文认为：１．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离异与回归都需要适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在资本家个人与资产阶级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别，可弥补既往阶级分析的缺失，所得结论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史学的发展，需要通识与通才，通识非但可贵，形成亦殊不易，史家如缺乏通识，则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之学；识山不易，识史更难，史感并非与生俱来，昔人诗词中亦有富于史识史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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