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同步”发展下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研究——基于中西部六省农村的实地调查

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异化"的流动使得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留守妇女群体,其家庭也处于一种离散化的状态。实地调查发现家庭离散给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婚姻、代际关系以及发展空间带来严重影响,而"四化"发展不同步是造成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产生的根源。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是治理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的根本之道。

流动社会中的农村养老的真问题与政策变革——兼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离散化家庭

传统家庭养老是当前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模式的合理选择,但老人留守农村却是传统家庭养老的瓶颈所在,其问题的症结点在于流动社会中的离散性家庭结构裂解了传统代际支持模式,抑制了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既然农村老人留守与养老问题源自于农村家庭离散式流动,回归家庭应是该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鉴于此,应依循"多赢"思路,将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置于以人为本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统筹规划,在统筹兼顾与合理预期的基础之上构建起"支持家庭"的融合统一体,有效化解传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研究——基于“新四化”的视角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离散已成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农村农业收益低、城市生活成本高以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是造成留守妇女家庭离散的直接原因,而旧的工业化发展思路、较低的农村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是造成留守妇女家庭离散的深层次原因。解决这一问题既要着眼当下,采取临时性措施缓解农村留守妇女当下面临的困难,改善她们的生存条件;又要立足长远,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新型城镇化为引擎、新型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信息化为纽带,加快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

家庭离散、仪式制度及身体侵犯——来自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实践调查

中国农民工家庭的离散化流动造成大量儿童留守农村,也使他们遭遇身体侵犯问题,"仪式制度"则是深入透析问题的关键。倡导性的法理依据难以应用在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传统的实质伦理法则阻滞了法律规则法定权威的"落地",加剧了法律制度的"仪式化"和乡村"非诉讼化",使得施害者"搭便车"而逍遥法外,从而不利于对案件的预防与救济。可以说,国家现代化建设尚未走出现代性困局,作为价值照拂的法律制度又未发挥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权威作用,一定程度上仅具有仪式形态的象征作用,乡村法治乃至国家法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治理困境研究--基于制度视角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并非指家庭解体,而是指同一家庭的成员由原来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间中转变为分散生活在不同空间中,虽然他们还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但却过着一种分离的共同生活,这种非常态生存状态不仅会对家庭结构与功能造成伤害,更会对社会发展与国家稳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面对此问题,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始终在问题的外围徘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单个家庭的应对策略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难以彻底扭转他们的非常态生存方式——家庭离散。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家庭离散与老人自杀问题透视

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使得农村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离散型家庭出现。离散型家庭主要包括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通过对豫东地区8个村庄自杀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三种家庭类型中,老人自杀原因存在较大差异:留守家庭中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婆媳矛盾。在隔代家庭中,抚养孙辈的经济压力与对孙辈照顾的代际矛盾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在空巢家庭中,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缺失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根据离散家庭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从而构建可操作性较强的农村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制度与规则分析——基于IAD框架的应用规则模型

应用规则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系统分析行动者行为与结果的重要外生变量,它常以"必须、禁止和允许"等形式影响着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实现秩序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使得行动与结果关联性增强,奥斯特罗姆根据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内影响行动情境的要素构建了七类经典应用规则。家庭离散不仅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更是农村留守家庭非常态生存的本质特征和困难的归结点。从七类应用规则出发,结合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可以深入分析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背后的制度与规则成因。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

构建有助于家庭发展的政策是解决农民工的家庭离散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尚未进入政策议程。多源流理论认为,在一些关键的汇合处,问题、政策与政治这三条源流结合在一起,那么一个项目被提上某一决策议程的概率就会大增,政策之窗就会开启。目前,解决我国农民工家庭离散的问题源流已经形成;而作为打开问题源流"阀门"的政治源流还在形成之中;再加上政策建议的"软化"活动尚不够,政策源流尚未成型。因此,三条源流无法汇集在一起,政策之窗无法开启。未来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最有可能的路径是借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外溢"效应。

家庭离散:农村留守妇女非正常生存问题归因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17县市34村庄的调查发现

在综述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出留守妇女非正常生存问题,并提出非正常生存问题的诱发性因素——家庭离散。使用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留守妇女生存与发展状况调查(2012)"的数据,以家庭离散作为切入点,并作为自变量逐一与五类非正常生存问题进行回归分析,以此考察家庭离散与留守妇女问题之间的显著线性程度与影响大小。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离散对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婚姻安全、代际关系以及自身发展产生显著性影响。

应用规则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研究——基于豫西H村的调研

在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农民虽然离土离乡,却始终难以实现家庭城镇化:横亘于城乡间的政策藩篱并未消除,农民的职业转变与身份转变并未同步,职业转移与市民化之间、个人务工与举家迁移进城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农民很难实现家庭化迁移,家庭离散呈常态化。在IAD框架下,应用规则是影响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者行为与结果的重要因素,是系统分析行动情境内部结构不可或缺的外生变量。基于豫西H村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实地调查,文章从IAD框架的应用规则入手深入分析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制度成因,解释了家庭离散为何是制度性离散。

半城半乡:西部农民新三代家庭的离散性与弹性——基于关中A县B村调研

目前学界普遍在“务工—留守”框架下研究西部农民家庭,而西部地区的一些农民三代家庭已进入半城半乡的生活状态,家庭成员分散在城市和乡村多个生活单元,家庭形态具有离散性。在半城半乡生活模式中,农民新三代家庭表现出较强弹性,具有改变家庭结构以满足家庭多元功能需要、应对发展压力并保持家庭团结的能力,从而体现出“形散而神不散”的生活样态。农民新三代家庭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离婚风险防范策略、家庭伦理整合效果、熟人社会支持作用共同形成了家庭弹性。鉴于这种半城半乡生活模式及家庭弹性和离散性特征,中国西部地区农民家庭转型的方向不是全面城镇化,而是通过在城生活单元实现家庭生命周期关键环节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城镇化不是全部家庭成员进城生活,而是形成能使农民家庭再生产逻辑嵌入并实现有机融合的城乡关系。

在家庭影像中寻找家——加勒比离散家庭模式下的第一人称纪录片

两个家庭站在1946年的这张照片里(图1),画面左侧是开放性空间,右侧背景是波纹状的铁皮墙,整个背景把人反衬得十分矮小。左侧一家是我的妈妈、外祖父外祖母以及我的舅舅和姨妈,他们站在一个码头上,当时哈罗德舅舅正从美国回特立尼达探亲。舅舅很少回家。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到处奔波,美国军队持续缩减,特立尼达士兵开启了回家之旅。根据这张照片我能看出,从部队退役的舅舅正在为家人拍照,但我看不出来他在拍摄时是站在船上还是站在岸上,他是刚回家还是要离开。

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多源流分析

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为何迟迟进入不了政策议程?运用多源流理论来分析,问题溪流已经具备,政治溪流正在形成,但政策溪流尚未成型,政策之窗无法开启。未来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最有可能的路径是借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外溢效应。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与治理研究

以家庭离散作为研究留守问题的切入点,以"赋能"作为解决农村留守问题的路径是一条新的思路。本文创新运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思想,从两个层面构建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分析框架,以此探讨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在自由的建构性层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城乡发展政策突出功利主义导向,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单元得到伸展,作为一个安居乐业、情感陪伴、家庭教育的载体,则受到排斥甚至伤害;在自由的工具性层面,农村离散家庭面临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的可行能力贫乏,农民举家进城及留村安居的自由选择能力不足。治理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应该从可行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考虑扶助政策。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离散及治理研究——一个村庄的微观透视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农民家庭的稳定与幸福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镇化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难。乡城流动过程中农民家庭发生异化,家庭成员或留或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家庭离散虽然始于家庭,但要解决家庭离散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通过改变制度环境、实施制度关怀、实现多元合作治理,结束农民家庭的异态生存方式,给予其自由的迁移权。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民家庭的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而且也能为实现未来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乡城流动中的家庭离散及其影响研究

城镇化为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前我国城镇化面临着挑战和困难。一方面,农民工迁移呈现半城市化,难以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家庭城镇化远落后于就业城镇化;另一方面,城镇化与工业化将资源大量带离农村,农村对现代化的容纳能力下降,家庭劳动力的分散化迁移造成其他成员被迫留守,农村家庭功能、人伦人道正在遭到破坏。农村留守家庭离散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离散,个人外出务工与"半市民化"皆是他们不自由的选择,家庭离散不仅会对家庭结构与功能造成伤害,更会给社会发展与国家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基于可行能力的农民工家庭离散生成逻辑与政策调适研究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蕴涵了农民工家庭享有尊严生活而又体面劳动的实质自由之意,然其绵延的家庭离散式日常生活实践提出了“何以可能,又何以弥合”之问。文章运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从自由的建构性与工具性层面解读农民工家庭离散问题,提出城市导向的发展政策聚焦于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自由,影响了农民工家庭在经济条件、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方面的工具性自由与可行能力。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悖论则进一步说明,单纯发展经济的政策弊端及对农民工家庭需求缺乏合理预期。研究启示:要在拓展需求信息基础上,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为价值标准,从建构经济自由与实质自由的融合统一体来合理预期修复与弥合农民工家庭离散这一问题的公共政策。

流动家庭的团聚:以北京为例

中国的人口流动正在经历着从家庭成员分离向家庭成员团聚的转变。本文利用"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做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及分离的流入地视角的定量研究。我们把家庭类型变量与受访者个人变量相联系,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分合的因素,发现流动家庭的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与家庭团聚与分离的关联不大,家庭成员的个人因素,如良好教育、较高收入、流入时间长等,都有利于家庭团聚。两类家庭受访者信息的比较研究还显示,团聚家庭在定居意愿、使子女有更好教育等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

城镇化与流动人口家庭空间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的分析

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解决流动人口家庭空间分离问题,实现城市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是中国新时代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本研究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家庭空间“团聚-分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夫妇同城务工的比例较高,但携子女与父母共同外出的比例较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分离”状态受所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流入地的城镇化率与流动人口与其子女和父母团聚的可能性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而与流动人口配偶团聚的可能性呈正向线性关系。“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家庭发展诉求,本研究提出,在既定的城镇化模式下,城镇化发展进程存在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离散”的平衡点,在平衡点以下城镇化外部环境以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正效应为主(“家庭团聚效应”),在平衡点以上外部环境将转为负效应为主,家庭将被迫离散以降低外部负效应(“家庭离散效应”)。正负效应转变的平衡点随着城镇化模式与阶段的转变而变化,改进城镇化模式、提升城镇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将使平衡点向更高水平城镇化区间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