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禽鸟赋的类型化创作特点

汉魏六朝是辞赋创作高度发达的时期,禽鸟赋作为其间咏物小赋的一支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无论是对意象的继承和创新,还是对题材、主题的发掘,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这一时期的文人集团活动为主的时代潮流紧密相关,禽鸟赋创作具有明显的类型化趋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禽鸟赋创作的题材、主题和表现的手法;而诗赋合一的创作身份和态度也造成了禽鸟赋与禽鸟诗相互间的作用和影响。

“赋”与“比兴”的融合——浅谈《文选·禽鸟赋》抒情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禽鸟意象可谓源远流长:《诗经》开篇便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氛围。其他如《邶风·燕燕》、《唐风·鸨羽》、《秦风·黄鸟》、《豳风·鸱鸡》、《小雅·鸿雁》等篇目,皆有禽鸟形象的出现;《楚辞》中,则以“鸾鸟凤凰”、“燕雀乌鹊”等禽乌构成一个象征系列,为后世文人不断地借鉴、发挥。但是,《诗经》中的禽鸟大多只是作者用来抒情写事的起兴和衬托,《楚辞》中以“善鸟”喻贞洁,“恶禽”喻卑污,多为某种人格情操的象征体。因此,在这些作品中,“禽鸟”并不是独立的描写对象,而是作者进行“兴”与“比”的载体。只有到了“赋”中,“禽鸟”才逐渐成为独立的“文学体”,成为作者抒情言志的实体。本文仅就《文选》中的四篇“禽鸟赋”,通过简要分析“赋”与“比兴”从初步结合到实现完美融合的这一过程,理顺“禽鸟赋”抒情艺术的发展脉络。

论贤人失志与汉魏六朝的禽鸟赋创作

楚辞的比兴手法在汉魏六朝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禽鸟赋中的一些作品更是如此。作家通过禽鸟意象寄托自己的生平遭遇,以慷慨悲凉、怜悯哀怨为情感基调,体现了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特色。

建安禽鸟赋的渊源流变与影响

《诗经》《楚辞》仅以禽鸟进行比兴象征的修辞之用,汉代诗赋始摹写禽鸟形象并进而通篇描写禽鸟以寄托情感志意,禽鸟赋随之诞生,祢衡《鹦鹉赋》标志着禽鸟赋的成熟与创作巅峰。应场、阮璃《鹦鹉赋》将祢衡笔下鹦鹉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对立关系,变为审时度势、识时务的缓和关系,对后世禽鸟赋立意影响深远。建安禽鸟赋还确立了抒情型、象征型、游仙型三种书写类型,并以禽鸟美质象征君子的高洁話性、出处之道以及向往自由的精神,成为后世禽鸟赋乃至其它禽鸟题材作話创作的典范。

论祢衡《鹦鹉赋》之表现模式及其典范化进程

禽鸟赋从汉代的个别创作到魏晋时期的蔚为大观,祢衡的《鹦鹉赋》起到关键的作用。《鹦鹉赋》不仅发扬了汉代咏物赋中初露端倪的视角转换写法,而且依托当时盛行的人物品鉴活动,使禽鸟赋的叙事和抒情突破了汉赋写物割裂单一的限制,能够更为自由地转换于抒情与叙事之间。魏晋南朝的禽鸟赋虽然主题不一,但基本上继承了《鹦鹉赋》从物理上推出人情的书写方式,赋中描写体性、感恩的套语意味着祢衡《鹦鹉赋》已成为禽鸟赋写作的最高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