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私人修史中的两种流派

明代中后期的私人修史,形成严肃与谐趣两种流派。这两种流派相互渗透影响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背景。二者在史学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重评王安石变法——兼论宋代史学风气的转变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重大社会政治改革举措,变法的目的是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为官府聚财。这次变法利弊皆存:利是促进了货币流通、商业活动的开展和市场经济的开启,弊是加剧了民众收入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更加贫富不均。变法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故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抵制。王安石个性强忮,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是后来官场出现党争的重要原因。王安石用人不当、政令不妥,所以其变法不仅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将宋朝引向了衰亡。宋代私家史学大量出现,为我们评价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参照物。官私史学或称正史与野史互相参证是研究宋史的正确方法。

在思想与现实之间跋涉:王世贞思想再透视——以王氏之史学理念与创作动机为例

明代前期的史学因受理学的影响,思想僵化、体例紊乱,纲常礼教的思想弥漫其中。明中后期,随着王朝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士人阶层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史学领域也出现了新气象,私人修史因之出现了新的活跃局面。王世贞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以自身对史学的感悟和理解深深影响了一代史学的发展。

唐修《晋书》的政治因素

唐初所撰《晋书》为时代较早的官修“正史”,从史书的撰修动机,到史书的体制义例及其内容,都表现出不同于前此私修“正史”的特点,这就是唐初统治集团在修撰《晋书》时,渗入明显的政治成份,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自修“五代史”及《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皆为官修,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由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晋书》

梁朝史学简论

1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向官修史书过渡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家和史书。这一时期,南北史学都获得了长足进步。就南朝而言,宋、齐、梁、陈各有千秋,梁朝史学又明显居于前列。无论著书数量、史家学识、史书质量,梁朝都远远胜于南朝其他各代,显示出许多不可忽视的特点。首先是史书数量多,体裁多样。不仅正史、古史、杂史、霸史等各种体裁齐全,而且梁武帝时还创立了实录体。就数量而言,梁代所著正史有十二种,包括萧子显《后汉书》①、《晋史草》②、《齐书》③,萧子云《晋书》④,沈约《晋书》、《宋书》、《齐记》⑤,庾铣《东晋新书》⑥,刘陟《齐记》⑦。

北魏时期“十六国史”的撰述

一、北魏时期“十六国史”的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佛教的传播、玄学的兴盛,使得学术思想日趋活跃,不过,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过去,作为懦学附庸的史学,这时彻底摆脱了“附经立说”的束缚,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的学科。

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

记得一位先贤曾经说过:昨天的新闻,便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将是明天的历史;贯穿二者之间联系的,乃是时间的长河。这就是告诫我们,以报道当今各种社会活动为使命的新闻记者,提笔立言务必要慎之又慎,因为我们今天写下的将载入明天的史册;如有差错,我们便无法向后世交待。通过研究和分析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加感到上述名言的妥贴和正确了。

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

记得有这样一句名言:今天的新闻,将是明天的历史。这就告诫我们,新闻记者提笔立言务必慎之又慎。通过研究和分析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之间的关系,更加感到上述名言的妥贴和正确了。 明朝的著名学者和文人都有修史的嗜好。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说:“明季野史,不下千家。”足见私人修史风气之盛。修史需要精确、可靠和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宫廷的御用史官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对在野和在外的有志于治史的学者们来说,就比较困难了。办法只有一个:搜集邸报,根据大量的邸报来编纂史书。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做学问的,史称“公移邸钞”。在这方面,顾炎武有不少体会,他说:“昔年欲撰《两朝纪事》,先成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