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HP的PPP项目中私人投资部门的选择模型研究

PPP项目中,私人投资部门的选择至关重要,关系到项目融资、涉及到建设运营整个过程成败.提出私人投资部门的三维评价标准,包括:技术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关系性合约管理能力.在综合考虑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私人投资部门选择的指标体系,构建层次结构模型,用AHP方法建立了私人投资部门选择的多目标决策模型并确定每一指标的权重,实现各个方案层的总排序,为PPP项目私人投资部门的选择研究提供一种路径.

多边金融机构如何影响PPP项目中私人部门的投资额?——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3858个项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8—2017年45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3858个PPP项目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多边金融机构影响私人部门投资额的总体效应和中间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多边金融机构对沿线经济体PPP项目中私人部门的投资额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其次,债务融资获得、股权融资获得和风险选择均是中间机制。再次,倾向于私人付费的收益来源、PPP项目发起的政府级别和PPP项目所在国的人均GDP、金融发展水平、监管质量等,也对私人部门投资额有正向影响。最后,从运用"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破解资金瓶颈、构建多主体协同支持机制、中国"走出去"企业的选址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集聚与中国私人部门PPP投资的区位选择

PPP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化解财政压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工具之一。利用世界银行PPI数据库内中国私人部门PPP投资的微观数据和254个地级市的经济特征数据,研究经济集聚对私人部门参与PPP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集聚与私人部门参与PPP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控制干扰政策的影响、采用不同的经济集聚指标以及门槛效应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PPP项目周期、项目所在地的营商环境以及市场潜力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集聚超过一定程度时,较长的项目周期、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市场规模可以放大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缓解经济过度集聚导致的私人部门参与下降问题。而私人部门出资占比和项目投资规模则会增强经济集聚的"拥挤效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项目发起政府级别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投资额:“差序信任”还是“贴近市场”?

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私人部门参与PPP项目积极性不足以及外界对高级别政府间沟通的质疑,结合1998-2017年45个沿线国家3371个PPP项目的数据,实证检验了PPP项目发起政府级别影响私人部门投资额的总体效应和中间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沿线国家PPP项目发起政府级别对私人部门投资额的影响遵循"差序信任"逻辑。第二,债务融资获得、股权融资获得和风险选择,均成为沿线国家PPP项目发起政府级别影响私人部门投资额的中间机制。第三,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倾向于私人付费的PPP项目收益来源、PPP项目所在国的人均GDP和金融发展水平,也对沿线国家PPP项目中私人部门投资额有正向影响。最后,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选址"、加强高层政策沟通、构建协同支持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促进私人部门PPP投资的政府担保政策研究——基于中低收入国家PPP项目的证据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了政府担保能否促进中低收入国家PPP项目中私人部门的投资。以1990-2018年6月中低收入国家PPP项目为研究样本,检验结果发现,政府担保政策对于私人部门参与PPP项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债权融资是推进私人部门积极介入PPP项目的重要影响渠道。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检验了在金融发展环境不同的地区政府担保对于私人部门PPP投资倾向的程度差异,结果发现,在金融发展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政府担保对私人部门PPP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反之则效果较弱。

公共产品供给PPP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PPP模式包含私人部门投资、私人项目特许权力和双方共同承担风险三个要素,伙伴关系、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是PPP模式的基本特征。PPP模式作为解决公共产品供给所需的投融资机制,已经成为通行的国际主流模式。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PPP模式,运用广泛,成效显著,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这对改进和完善我国的PPP模式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意义。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PPP模式的成功经验,我国需要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专门的PPP项目管理机构,因地制宜地探索多元化的PPP模式,构建PPP模式的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健全以"双向监管"为主体的监管机制。通过各项举措多元推进,促进PPP模式在我国健康成长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