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数据私人控制”的破解:确立私主体的数据开放义务

全面数据开放是构建数据经济的制度基础,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构建的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存在明显局限。制度设计者未完全厘清公共数据的实质意涵,造成大量公益数据无法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得以有效流通利用,出现“公益数据私人控制”问题。在数据财产权利义务平衡的框架下,应当科学配置私主体的数据开放义务,以化解“公益数据私人控制”造成的数据流通困局。基于私主体的社会性理论、公众受益权理论以及公益数据的公共价值分析,私主体的数据开放义务得以证立。基于数据类型化的思路,针对完全公益数据,应当通过数据强制开放义务实现其公共价值;针对非完全公益数据,则应当通过激励政策鼓励私主体积极开放自身的数据资源,扩大数据开放范围。在充分发挥数据公共价值的同时,实现私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更好地实现全面数据开放的制度愿景。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以2007-2011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了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探讨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及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中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更高;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说明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隐性"特征。其次,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较高的企业,其公司价值绝对额和变化量就越低,支持了"代理观"下的预期;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却与之相反。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集中股权公司高管人员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体上支持"效率观"下的预期,提升了公司价值。解释了为什么过度摄取控制权收益减损公司价值,但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在过去几年间却不断攀升的内核因素。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公司价值——来自A股上市公司行业基准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将其私人控制权收益在同行业内做比较时所产生的公平性感受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揭示了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及控制权收益-公司价值敏感性较高,而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大,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小;而家族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小,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大。(2)控制权收益绝对额与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相反。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而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则显著降低公司价值。

大股东控制和控制权私人利益研究

本文用控股股权和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估计我国控制权的私人利益,发现我国的控制权私人利益约为17%,负债率和转让比例对于控股股权转让溢价和非控股股权转让溢价有不同的影响,公司规模和股权转让溢价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控制力、股权离散度和控股股权转让溢价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股权制衡度越低,控股股权转让溢价越高。没有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对控股股权转让溢价存在影响的证据。

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内部治理问题研究——基于独立董事声誉激励机制的视角

私人收益的存在降低了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结合中国控制权私人收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从独立董事声誉激励的视角提出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内部治理方法。

政府干预、控制权私人收益与国有企业并购研究

文章以中国制度环境为背景,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收购与反收购动机。通过构建企业收购与反收购模型,考察了管理者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并购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政府干预补偿了管理者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越有动机进行反收购;如果政府干预降低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没有反收购动机。模型还发现管理者持股比率、公司规模、自然世界状态均对企业并购行为有显著影响。

信息披露质量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

本文以2004—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股权转让交易事件为样本,研究了在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信息披露质量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信息披露质量对控制权私人收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控制权私人收益越低。

控股股东持股比率、股权制衡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文章从控股股东持股比率和股权制衡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通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样本研究发现由于股权制衡的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率与控制权私人收益呈现倒U型形态,即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先随着其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上升,后随着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下降。

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经济学解释

作为现代公司制度演进的产物,公司控制权已经逐渐类型化为绝对控制权、相对控制权和实质上的控制权这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权利。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平衡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权私人利益受到了更多关注。控制权私人利益是控制性股东通过行使控制权而获得的中小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的利益,对控制权溢价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私人利益的客观存在和经济价值。控制权私人利益包括非正当性利益和部分正当所得,其中非正当性利益主要通过关联交易、自我交易、内幕交易、溢价出售等方式实现。对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律规制亟待完善。

代理人合谋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再分配

随着市场投资主体机构化,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治理的主导力量,而代表机构投资者监督公司经理的是其代理人——投资经理。资本市场正演变为一个由投资经理和公司经理这两类代理人主导的市场,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经理的监控实际上是一种"代理人监督代理人"。投资经理和公司经理之间的合谋会改变控制权私人收益在公司治理各方中的分配,由此,评价机构投资者代理监督的优劣,应考虑其制度的成本和收益。

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测算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了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对我国控制权私利进行了度量,在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检验了限售股解禁给控股股东所带来的市场预期收益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同时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规模、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负相关,非流通股溢价倍数、公司负债率、股权转让比例、股权离散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正相关;流通股规模可能并不是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全流通条件下,国有股权转让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

控制权私人收益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

控制权私人收益源于代理问题。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作为内部人的大股东和管理层极有可能利用掌握的控制权为自己牟取私利,这极大损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限制内部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攫取,而成功的公司治理系统都是依赖于所有权适当集中和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结合。

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悖论与立法选择

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伴随公司法人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日益成为公司治理上的一个难题。国外有关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探讨和立法规则很少针对国有公司,因而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用于分析中国的国有公司往往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围绕着中国国有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出现了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却产生了内部人控制、激励机制加剧控制权私人收益、否认控制权私人收益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这三个逻辑上的悖论,从而在理念和现实两个方面都导致中国国有公司的治理困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正视中国国有公司在价值目标和市场地位等方面的独特秉性,立法上对因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则不能有丝毫的迁就。

基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分析

从股东的监督成本和控制权私人收益出发,分析了股权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问题。研究认为,股权结构具有一定的流转性,在长期中多个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是最稳定的;基于企业控制权和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视角,认为多个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是有效的。

大股东控制、信息披露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控制权私人收益作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体现,是各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基本委托代理问题,而信息披露是缓解这一代理冲突的重要机制之一。本文以深市所有A股2006—2010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事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控制、信息披露因素对控制权转移过程中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大股东控制力度越大,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越大,而在我国目前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信息披露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占。

股权分置、控制权私人收益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

本文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出发,分析了在股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下和存在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时股权融资活动对控股股东股权价值的影响,指出股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以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是造成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重要原因。

大股东类型、实际控制权配置模式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在对大股东类型做出界定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大股东类型—实际控制权配置模式—控制权私人收益"分析框架,理论分析了大股东类型与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系。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共231项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转让交易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类型与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显著为负;2.国有企业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近似为零;3.民营企业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显著为正;4.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小,国有企业居中,而民营企业最大。

控制权私人收益:监督成本补偿与利益侵害

从辩证的视角,文章认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本质属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是其补偿监督成本的途径之一,也是激励大股东监督经理层的重要因素;第二,大股东过度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则会蜕变成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行为。因此,控制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建立大股东监督的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二是要建立大股东利益侵害行为的约束机制。

市场化进程、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控制是目前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体现着大股东的侵害水平。本文分析发现其平均值比较高;不同产业中,第二三产业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较高。在内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公司经营状况越好,投资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保护;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都与控制权私有收益都呈负相关关系。

控制权私人收益计量模型:剖析与应用

本文首先数理分析了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控制权溢价之间的逻辑关系及Barclay ＆ Holderness控制权私人收益计量模型的内在理论依据，并探讨了该计量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然后本文提出一个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特点的修正控制权私人收益计量模型。最后本文采用修正后的计量模型，以深沪两地股票市场1995～2004年间共发生231项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交易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进行了计量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控制权私人收益为0．081。控制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获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越大；公司规模越小，控制权私人收益越大；公司财务状况越差，控制权私人收益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