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视角下国家法的限度——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关系的重新定位

当下法学界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民间法具有"乡土性"、"依附性"及"弥补性"特征。然而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民间规则是通过私人自主博弈而实现的最优产权安排,只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妨碍了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的效果,国家立法的有限度地干预才成为必要。因此,依赖于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和自我实施的民间规则,才是产权安排的理想状态,是整个社会规则的根本基础。国家法不应介入低交易成本条件下的私人自主博弈,在高交易成本条件下不可替代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并应避免公共选择对集体选择的替代和排挤。

论公共道德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

对公共道德概念的把握不仅要从中外公私观念的历史流变中,而且要从现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的道德诉求中去理解。我们当今的公共道德观念,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公民行为必须同时提倡。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处理好如何以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立基,但又能容纳公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对公民的要求要有两个面相,一是积极的,即有所为,一是消极的,即有所守。有所为,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公共交往中体现的同情与关爱及信任、合作等公共精神;有所守,指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与权益,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与规则。

哈贝马斯法律观中的人权与人民主权

在哈贝马斯的法律观中,法律和政治、道德密切相关又与后两者有别,而这种区别可以从他论述权利体系的两部分构成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同源共生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同源共生又恰恰是哈贝马斯的法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理念的扩展

有一种广为接受的批评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存在政治缺位的问题,而且它的公共理性理念严重地限制了公共领域中政治慎议的活力。但原初状态中所塑造的公共理性应当被解释为一种慎议政治的模式。根据这种解读,政治自由主义与公共理性恰恰在两个方面扩展了公共领域理念的政治潜力:一是把制度法律结构的建立间接地确定为公共领域理念与慎议政治的产物;二是基于公共领域的理念塑造了私人自主性,并在良序社会中将私人自主性与政治自主性置于平等的价值位阶上,最终实现了两种自主性的同源性。

现代德育之两难及其消解的路径

现代德育在诸多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形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之间的冲突。走进协商对话,在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是消解现代德育两难的可选策略。

公共治理视域下公民参与的伦理思考

公共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创新,它探索着一个包括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从基层、社区开始的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不仅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同时也是公民的道德参与。公民在理性的对话、论证、说服和协商讨论的民主生活方式中,不仅将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从而可以进一步参与国家范围的民主决策,同时也滋养了主体意识、合作意识、平等意识,并逐渐塑造出富有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的道德公民。

再论第三种自由概念

无论是基于伯林的概念框架,还是超出伯林的概念框架,对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可能性及其成立依据的探究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就自由平等主义而言,我们可以把关于消极自由的定义以及自由的价值问题的争辩,从理论上落实为罗尔斯的基本自由权理论对于自由问题上内外两种路径的整合;就公民共和主义而言,价值多元论仍然是提出第三种自由概念时必须正视的挑战和重建其自由理论的平台,而自由的原子层次和分子层次的区分又为调和自由平等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概念手段;就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争而言,围绕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以及所谓更高阶的政治自主性所展开的争论和回应,所指向的乃是政治哲学对于透明性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