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效力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的处理是诉讼理论与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不同处理,原因在于两国诉讼模式和人权保障理念上的差异。在我国,私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有取证资格,对于私人严重违法取证应予排除,对于私人一般违法取证应由法官裁量排除。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排除问题

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于私人违法取证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通过结合域外的经验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方在取证举证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私人以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以不排除为原则可能更为合理。在这一原则下应兼顾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这样的做法不但可以与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协调一致,还顾及了我国目前私人取证的极大需求和弱势地位,同时也不致一味采纳所有违法取得的证据而造成更大的侵权。此外,一些相关的制度措施也必须完善,以期在明确易行地解决私人违法取证问题的同时,也能够预防未来的私人违法取证现象。

私人违法取证的相关法律问题——以记者“暗访”事件为例

记者以违法犯罪的方式"暗访"取证,其行为应当定位为私人违法取证行为。私人违法取证行为本质上仍属一种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除非具备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自救行为的要件方能阻却其违法性,否则,取证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私人违法取证所获之证据,原则上不能因为其手段违法即径直予以排除,而是要考察其违法手段是否极端违背人性或者违背社会良心,达到使社会不能接受的程度,如是,则应对其所获证据予以排除。

私人取证的法律边界如何确定

为了维护公民隐私权的同时保障被告人的权益,改善私人取证处于劣势的现状,使取证行为有法可依,同时避免私人违法取证现象的发生,我国亟需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得证据禁止使用的法理构建

在处理私人违法取得证据是否禁止使用问题时,德国的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具有理论解释上和实务操作上的双重优势。我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在宪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亲和关系,可以考虑引入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作为处理私人违法取得证据是否禁止使用问题的指导性理论。当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范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规定了相应的取证规范,因此,对辩护律师违法取得的证据,应当区分情形,运用不同理论进行分析。如果辩护律师是以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1条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法官应当援引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禁止使用该证据。如果辩护律师不是以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1条的方式取得的证据,而是以其他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法官应当援引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理论,判断是否禁止使用该证据。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从证据法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私人违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从规范角度而言,我国立法对此问题并无规定。从理论上来说,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主张,有观点认为,私人违法取得证据原则上不予排除,只有在个别极端的情况下才应当予以排除;有观点则认为,应当区分辩方证据与控方证据,对于辩方证据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有观点认为,应当以权衡理论为基础,建立一种分类排除机制。我们认为,欲解决私人违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首先需要区分辩护证据与控诉证据,私人违法取得之辩护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对于控诉证据,则需要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具体则可以从证据种类与取证方法两个角度予以分析。

民事诉讼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吓阻警察违法,而民事诉讼中的违法取证主体一般为非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私人,民事诉讼中没有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