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清初私修杜集与官修杜集关系——以杜诗异文为中心

明末清初作为杜诗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杜诗注本、校勘颇为繁盛,清初杜集版本更是呈现出私修与官修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著:一是以《钱注杜诗》为代表的私修杜集,凭借其对杜诗的阐释、校勘权威,在清代发挥了学术引领作用,直接影响了清初官修杜集的纂修;二是以《全唐诗·杜甫集》为代表的官修杜集凭借其强大的官方背景,间接保护私修杜集的学术成果延伸;三是官修杜集异文“不校校之”之校勘特征,客观上塑就了杜集异文消长的关键节点,为探讨私修杜集异文“删复”变化及杜诗经典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清代私修类书视野中的清代历史

清代私修类书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按照其目的用途,可划分为博通治学、诗文词赋、童蒙科举、道德教化、日用应酬五个类型,与清代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关联。通过分析清代不同历史时期成书的私修类书,可以了解到清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状况、变化过程及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

清代黑龙江地区私修方志探究——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五篇为中心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了《柳边纪略》《龙沙纪略》《卜魁风土记》《黑龙江外纪》《卜魁纪略》五篇关于清代黑龙江地区的私修方志,这五篇方志是清代学者实践观察所得,从多个方面记录了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地域面貌和人文图景。从创作背景和文献内容来看,清代黑龙江地区私修方志具有内容翔实、角度广泛的特点,以及存在片面性、主观性等局限。在史学研究中,也充分体现了在黑龙江地区地方史、边疆史和民族史领域的史料价值。

家谱、家状与家传:唐代的私修谱牒

谱牒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分支。中古后期唐代的姓氏之学最为发达,实由私修谱牒所造就。本文以家谱、家状与家传为中心,将传世文献与出土墓志结合,讨论了唐代私修谱牒的基本状况,指出家谱大量增多,取代六朝时期盛行的百家谱与州郡谱;家状数量众多,家传入唐以后则逐步减少。家谱、家状与家传性质相似,但各有特点。私修谱牒有其缺陷,但可以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价值不可忽视。

流动的文化:明清桐城私修乡贤传记考论

基于乡贤传记概念将前人鲜少涉及的传记史料与地方文化地理著作有机结合,从文献分布、编撰时间轴和文献类型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桐城乡贤传记的的基本情况作出概述:认为桐城乡贤传记的书写区域相对集中,有以宗族为中心的分布特点;编撰时间长且主要集中于三个高峰时期;文献类型分为单独的人物传记和传记附传主著作的合集等两种。作为地方史书写的重要文献,桐城乡贤传记的编撰具有重视考据、以人存史的收录原则、秉公论和崇理学的编撰理念、重视家族文化的书写倾向以及广见闻与通俗性的编撰策略。而桐城士人赓续传承地书写乡贤则是为了保存乡邦文献,构建地域文化,以及广施教化,让桐城才力不限于一代,风气不囿于方隅。

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的繁兴及其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史学领域内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繁兴的浪潮 ,究其原因 ,则多种多样。明代实录失实与国史失修刺激了私家撰史的热情 ,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是私家当代史撰述的社会要求 ,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为撰写当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个人因素和思想原因也不容忽视。

明清山东私修方志四议

明清时期,在官修方志长期未修或存在错讹时,一些士人会进行私修或订补。私修方志的数量,需要通过阅读地方志的序文、凡例和人物传记等资料才能确定最大限度的统计数字。由于是个体行为,私修方志的命名相对自由,多以志、稿、乘相称,并冠以行政区名、别名、古名等,这也是区别官修方志的标志之一。也由于是个体行为,私修方志的传承出现分化,有的成为官修方志的底本,有的为官修方志提供资料,还有的得到刊行和校注,但更多的以稿本和抄本形式传世而面临散佚。

清代私修类书数量及类型述论

清代编纂了数量众多的私修类书,按照目的和用途,可以将其划分为博通治学、诗文词赋、童蒙科举、道德教化、日用应酬五个类型,每个类型的类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同类型的私修类书在顺治至道光年间编纂数量各不相同,反映了清代学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征。对清代私修类书展开研究,有助于发掘其中蕴含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

私修方志的镜鉴——以山东省临朐县回头古村保护发展为例

乡村作为我国农耕文化传续的坚实堡垒,是本土文化原真性与在地性的直接代表,也是探究与建立我国传统文化自信的最后场所,挖掘与传承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意义重大。文章借鉴了明代私志中有关回头古村的相关记载,分析了回头古村的风貌形态、聚落布局、建筑样式等特点,并以振兴村落本体文化为目标,提出基于该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方案构想,为我国丰富而多样的乡村建设事业提供参考。

私修谱牒叙事中传记故事化特征及其情节编排——以河洛地区若干私修谱牒为例

私修谱牒叙事是历史叙事之一,其中已然事件数据具有客观性,但人物传记生平故事化具有主观性与普遍性,并潜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若细察其修撰意图,传记人物可分为杰出人物、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三种,而传记故事情节结构则有励志型、炫耀型、悲剧型、崇拜型与含蓄型五类。

清代私修类书编纂状况述论

清代编纂了数量众多的私修类书,按照其目的用途,可以划分为博通治学、诗文词赋、童蒙科举、道德教化、日用应酬五个类型,不同类型的私修类书在顺治朝至道光朝的时段内编纂数量各不相同,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对清代私修类书展开研究,有助于发掘其中蕴含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

清康熙初年湖州庄廷鑨私修明史案

清顺治年间,浙江湖州府南浔镇上有贡生庄廷鑨,字子湘,自幼聪慧,颇有才气,十五岁即举拔贡。他家为书香门第,其父庄允诚系前明贡生,堂叔庄允中是清顺治十一年贡生,其弟庄廷钺为廪生。庄廷鑨平时也颇自负,一心要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功名之路,后又娶本镇豪富朱佑明之女为妻。但是,当庄廷鑨风华正茂、蓄势待发之年,不料却遭到意外沉重打击,因患一场大病而致双目失明,这样就断了庄廷鑨功名仕途的美梦,从根本上改变了庄廷鑨的志向和命运。

社会史视角下的私修方志:晚清江西莲花厅《爱莲编》研究

晚清时期的私修方志《爱莲编》,对江西莲花厅的山川古迹、建置沿革、赋役武备等内容记载详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学界对《爱莲编》的运用仅限于史料层面,而忽视其作为私修方志的性质、纂修过程和史料来源等基本问题。较官修莲花厅志而言,《爱莲编》更直观地折射出当地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利益诉求和地方性知识。晚清时期,地方士绅不满足于“他者”对莲花历史的书写,便通过私修方志的途径抒发地方意识。《爱莲编》带有贺恢的个人色彩,他在各卷类门目下掺入诸多宗族记录和个人观点,建构出贺氏宗族的地方大族形象。此外,《爱莲编》中邑人诗文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到“主导”的演变,使其具有文集化方志的特点。

宋代私修医书序文特点初探

宋代医书数量丰富,统治者重视医学,崇医之心甚于以往,且宋代科技水平的提高大大益于医书的出版,医书序文大量出现。私修医书序文数量不少,内容充实,对其序文特点的探析可以增加今人对医书序跋文献的了解层次。

清人毛贽私修方志《识小录》简析

清代人毛贽纂《识小录》一书。是书内容广博,语言优美,且精于考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虽然书中也存在某些瑕疵,如溢美之词充斥、传说附会掺杂、思想存在局限等,但仍不失为清代私修方志的上乘之作。

中西私修家谱叙事初探

私修家谱叙事是中西民间叙事传统中的共有门类之一.中国家谱纂修主要经历了从官方化到民间化的过程,西方家谱纂修则大体表现为由贵族化逐步走向平民化.在叙事体例上,中国私修家谱体例完整,内容丰富,包括史、表、图、志、传、文等基本叙事体例,西方私修家谱体例则比较简单,但家族纹章体现了西方私修家谱中图这一叙事体例的独特面貌.在叙事话语方面,无论是图谱叙事还是文字叙事,都可以见出中西私修家谱的叙事性特征,中西私修家谱主要表现为直陈和隐指两种叙事话语类型,但在呈现方式上有一定差异.中西私修家谱叙事之间存在的诸种不同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密切关联.

明朝私家纂修、改编和续写旧史概论

纂修、改编和续写旧史是明朝私家修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学者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对宋元史的纂修、改编和续写;二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续作或阐发其旨意;三是对其他旧史的修纂和改编,其中包括对通史、断代史的改编和纂修,以及取材历代史书而编纂人物传记等。明人编纂、改写或续补旧史,客观上对续接历史、保存史料、补正旧史记载的缺失,提供历史的借鉴,发挥史学的教化功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

明清时期是山东私修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种类、数量、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具有很高的价值。私修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官修方志重要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方志之不足,并且纠正官修方志中的错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史书所未载的地方史料。但私修方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时空分布不平衡;体例混乱,内容繁简不一;考证不够精详,多有溢美之词等。

“人以地灵、地以人显”——明代江浙私修乡贤传记探论

明代的江浙是私修乡贤传的主要地区,存量丰富且具有地方性、集中性、"贤"类型化、私修性的文献书写特征。私修乡贤传在书写上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延续性,"师弟相承"与"家族传承"是两种主要的传承形式;在入传人物的选取上秉持"非乡人不录""酌公衡""重贤"三原则。已致仕乡人、乡里处士、地方官与寓居者是主要的著录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资料收集书写能力、"就地言地"的区位优势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主观的"立言"、为"乡邦吐气",加之困顿的政治境遇促使他们回归乡里书写乡贤,并于书写中完成"天下""庙堂"到"乡"的情感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