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想像”与“精神私史”——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

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述卷帙纷繁,入选的样本有刘登翰等人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黎湘萍著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以及朱立立著的《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在这几部编著中,前两部带有较明确的全面系统梳理台湾文学发展变迁历史的意图与实践,后两部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线性文学历史,但因为它们都注意到了文学发展的历时性轨迹,并试图沿着这条轨迹追踪某种逻辑性规律,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写作的基本特征,因此将它们也归入“台湾文学史”写作的总体格局中,以期在开阔的研究视域中丰富理论建构体系。

书写与缅怀：明清之际江南私史纂修谫论

明清易鼎之际,江南士人投注了大量精力编纂私史,以勉力争夺对故国信史的书写权。限定私史编纂者的籍贯为江南八府一州、纂修年代为明崇祯到清顺治间(1628-1661)、关涉明清易代史事、史书文本流传至今仍可见共四项条件之后,则可从中爬梳出符合考察范围的至少十二种私史。这些私史编纂者的身份多为抗清义士、故明遗民;史籍体例纷繁杂糅,有编年体、纪传体、日记体几类;所涉史事主要指向崇祯朝事、甲申巨变事、弘光朝事、鲁王监国事等;与官修正史也存在着很大不同。择选冯梦龙《甲申纪事》为例,观照江南文人借助修史活动所隐含的对故国旧君割舍不去的追念缅怀情结。

李渔拟话本小说的编创——从其编修私史谈起

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小说家,李渔受到当时世风、学风、士风的影响,和当时不少遗民一样,都有私史著作布流于世。他的拟话本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的编创与其私史著作的编修几乎是同时展开的。私史著作的编修,为李渔拟话本小说的编创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在私史修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整理相关史料为他的拟话本小说编创提供了大量新鲜素材;第二,编修私史,促使李渔更加主动地接触、学习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史传传统,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于小说创作的营养。第三,李渔在对纷杂的史料进行整理、辨别、证误的过程中,培养其辩证思考的能力和勇于质疑的气魄。

中国“自私史”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就职于某大型金融机构及某大学。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书名:《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的繁兴及其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史学领域内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繁兴的浪潮 ,究其原因 ,则多种多样。明代实录失实与国史失修刺激了私家撰史的热情 ,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是私家当代史撰述的社会要求 ,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为撰写当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个人因素和思想原因也不容忽视。

1932-1933程砚秋赴欧考察“精神私史”考略

程砚秋赴欧考察行为的发生除了受其"精英意识"影响,还与《文学周报》对梅兰芳的批判及以新艳秋为代表的坤伶崛起不无相关。在德期间的动向与去留选择体现其多重身份的相互掣肘与妥协。欧游经历对其艺术观念、戏剧实践、人生选择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私史之禁”起源献疑

宋代的"私史之禁",并非起于南宋初期,而是宋朝立国之初就实行的一项制度。北宋的灭亡,刺激了一大批官僚、文人的史学自觉意识,他们冲破禁忌,开始私修当代史书,而秦桧以禁私史为名打击政敌,"始有私史之禁"才开始出现。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

《增訂晚明史籍考》續補兼考——明末清初私史1考之二

謝國楨先生的《增訂晚明史籍考》,1録了大量的記載明末清初史事的官、私撰述,但文獻浩繁,不免遺漏。文中依次續補朱書《癸壬録》、易學實《贛州乙丙紀略》、陳士京《海年録》、李清《諸忠紀略》、傅旭元《避跡録》、王猷定《表烈集》等六種私家撰述,皆爲《增訂晚明史籍考》所遺或未詳。此次補録的明末清初私家撰述,主要來源於明末清初學者文集。

从宋人笔记管窥宋朝历史——论《贵耳集》欲成“私史”的价值和不足

宋人笔记是我们认识宋代社会和历史的重要考证资料。《贵耳集》是宋人张端义历时半生结集而成,其中很大篇幅记载朝廷史事。主要记述宋孝宗时的典章制度、朝野政情,如宋朝的谶纬典故、孝宗有中兴之图、秦桧专权等,以及记载秦、汉、唐、金及宋徽宗、真宗、仁宗、高宗等朝历史故事,可以与正史及其他史料互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贵耳集》作为笔记类作品,记载个人见闻,多年累积,欲成“私史”,但因其或凭记忆,或载传闻,多为二手资料,其中疏漏错谬在所难免,同时受个人身份和时代局限,有偏薄激愤、排斥异己之言,还有虚妄玄幻似志怪的故事,我们应批判地接受,辩证地对待。

太史考

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司马迁父子名为太史令,实际上却不是史官。徐先生的证据有四: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及王先谦补注,太史掌天时星历瑞应灾异等事,是以星历为主的天官;二、汉代没有真正的史官,那时统治者还没有想到由朝廷编写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壶遂批评司马迁作史是不务正业,可见《史记》是私史;四、如果《史记》是官史,那就不存在发愤著书的问题。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续补兼考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辑录了大量的记载明末清初史事的官、私著作资料,但文献浩繁,不免遗漏。本文所续补的朱书《癸壬录》、易学实《赣州乙丙纪略》、陈士京《海年录》、李清《诸忠纪略》等私家著述史料,主要来源于明末清初学者文集;皆为《增订晚明史籍考》所遗或未详。

《增订晚明史籍考》补遗

谢国桢所纂《增订晚明史籍考》,是迄今为止有关明末清初史籍搜罗最全的书目汇考,也是我们从事明末清初史学研究工作的必备参考用书。但文献浩繁,难免遗漏。本文所补陆元辅《争光集》、刘宗周《北都伪命录》、邵泰清《忠孝见闻录》与《甲子纪言》、卢元昌《明纪本末国书》、曹梦元《昆山殉难录》诸书,或不见或不详于《增订晚明史籍考》。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

论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两重性影响

一、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确导向 古为今用,即强调通过历史研究和著述来为现实服务的思想,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之一出现较早。大致说来,当古人有了记述其祖先的生活、功绩,战争乃至自然界的变化和异常的需要时,就出现了古为今用的萌芽,正是这种萌芽促进了历史记载的开始、史书的产生和史学的出现。从此,它就始终与中国古代史学同步,日益发挥其作用。中国古代史学独树于世界史学之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确导向。

官私与独众:中国古代修史论的分类维度

中国古代学者的修史论形成了私史与官书、一家/一人与集众两种相对而论的理路与视域。随着私家对官方独掌修史大权局面的打破、私家修史的不断涌现以及官方屡屡重树禁止私修国史的威权,修史之官私二分说贯穿古今;随着唐初史馆集众修史制度的形成以及后世的效法承袭,修史之一家/一人与集众的二分论逐渐扩散开来。前者主要着眼于修史的官私立场,而几乎不涉及从事者的家数与人数;后者则看重修史者的家数与人数,而未甚关切修史是官方之举抑或私家行为。学者基于两种分类方式的修史论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史学理念与学术期许。论官私之公私,则或尊史官而鄙私人,或崇私史而诋官书,或平议双方之短长;论独众之优劣,则多尚独裁而卑集众,甚至认识到一家修史中的众手因子,进而区分一家与一手、家学与名家。

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出生于士族家庭的刘宋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元嘉年间死于非命,罪名是谋反。范晔确实参与了谋反。但范晔的谋反是被人诱导的,是中了刘义隆君臣设置的圈套。宋文帝刘义隆在消灭了著名士族文人谢灵运以后,又消灭了范晔这个狂傲不羁的士族代表;以达到打击士族,集中军权、分化相权、加强文化专制的一系列目的。作者通过分析范晔之死及其原因,揭示其文化象征意义。以范晔之死为标志,东晋以来士族与皇族分权的局面随之结束,此后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范晔之死,象征着皇权的胜利,也象征古典史学传统的没落。史学逐渐被纳入皇权的轨道,以往士族文人私修历史的局面被彻底改变。范晔死后,史学家通常只能奉旨修史。官史代替私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台湾现代派小说研究再出发:一种精神现象学的阐释

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精神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个体认同危机与文化认同焦虑的一种复杂呈现方式,即战后台湾知识者精神私史的一种文学叙事。台湾现代派小说所揭示和隐喻的精神困境,既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认同危机,也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化生态中的文化与价值认同危机。对于现代派小说作者群而言,无论是某种极端化的文体修行,或者是认同文化中国的乡愁叙事,抑或是孤独隐遁的自言自语,以及浪迹天涯的精神漫游和离散书写等都是经由艰辛漫长的艺术追寻来实现精神突围和建构自我的途径。

荒谬境遇中的自我抉择和伦理拷辨——台湾作家七等生小说的精神现象分析

七等生的写作是一种心灵自传或精神私史式的内视写作 ,人生经验的困境被文字和叙述幻化在一个个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荒诞境遇里。现代性意义上的生存焦虑深刻地浸透了七等生的存在主义小说 :个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呈现出分裂、不完整状态 ,人物总是置身于选择的困境中 ,宗教成为七等生寻求建构自我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