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歌整理与解注的文化之维——以“私情谱”文学为考

在中国古代文体谱系里,由于民歌带有较强的民间色彩,所以长期被正统文人轻视和排斥,处于极为边缘的地位。对于民歌整理研究前代学者已做过大量工作,尤其到了清代,编辑民歌专集已蔚然成风。但中国民歌"浩如烟海,终身难望窥其涯岸",所以中国古代民歌的整理研究任重而道远。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人雅士诗歌私情言说的缺席,中国古代民歌中却有着丰富多彩的"私情谱"。以"私情谱"文学为考,可以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下对中国古代民歌进行解注,发掘中国古代中下层社会民众的行为风尚、人性解放等文学主题,并以此进一步推动古代民歌整理与归档工作。

名言为曲,实本为心——论明清女剧作家的“私情”书写

"私情"书写是明清女作家戏曲作品中一种较为突出的书写倾向,以自传性和情感之私密性为重要特征,透露了女剧作家内敛的、向自我寻找中心的写作心态和关注内心的创作倾向。明清女作家"私情剧"与清代文人自传式"写心剧"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呈现出女剧作家特有的写作困境。尽管"私情"书写加重了剧作向案头化发展的倾向,但因其演绎了最为真实的女性心理和价值观,在中国戏曲史和妇女文学史上有不容替代的价值。

吴歌私情母题及女性称谓原型探佚

吴歌,是指在吴语地区流传的民歌民谣的总称。从南朝的“吴声歌曲”到明代冯梦龙辑录的《挂枝儿》、《山歌》,从民国时期歌谣运动中搜集的吴歌,到建国后至今编辑出版的吴歌,其中最常见的母题便是“私情”,它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原型母题。本文从原型批评的角度,从文字语源的视野,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源头——神话和汉字中的原型表象的挖掘,对吴歌的私情母题、女性称谓等进行探赜索隐式的考究。

《胭脂》与私情冤狱笔记源流考辨

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言公案小说。其题材最早源头上溯至五代一则私情冤狱案例笔记《刘崇龟》,中经明代文言笔记小说沿袭,直至清初《胭脂》仍袭用这一题材。本文考察了早期笔记中的私情冤狱雏形及其发展、《胭脂》集私情冤狱笔记之大成的特点、以及这一题材传播的原因与社会意义。

公义与私情:国民党党政要员对汪精卫出逃前后的观察与反应——以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和档案、函电相似,在史学研究中,日记大多被视为第一手证据或直接史料。对于西安事变后汪精卫返国及其抗战时期的投敌行为,学界相关研究较多,然因现有资料中汪本人留下的私密性史料不多(如日记),后来者很难窥探其心路历程。所幸的是,时人日记的留存对于用他者的眼光来探寻此一议题提供了可能。在这些"他者"中既有汪的"朋友",更有汪的"敌人"。在他们眼中,对于汪的回国,党政各界既有欢欣鼓舞者,亦有谨慎乐观者,更有因忌惮而忧虑乃至反对者。毋庸讳言,这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历史中本是正常的政治生态。1938年12月18日,汪秘密离开重庆,与历次因政争而出走不同的是,汪的出走在战时不仅被定义为投敌,更因其"失节"之行,让其反对者不齿,令其同情者错愕,更使其追随者难堪。在公义与私情之间,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

论行政管理中公务与私情的矛盾

行政公务与私情都是公务员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必须遵守公务行为原则，如果以私情行为准则干扰、冲击公务，为私情对象谋取特殊利益，就会产生公务与私情的矛盾（狭义）。这种矛盾是通过公务员的角色矛盾、行为动力矛盾表现出来的公务员与行政组织的矛盾、公务员私情对象与全体服务对象的矛盾。它具有功利性、权力相关性、隐蔽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并对国家行政管理乃至整个社会均有严重危害。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途径是，加强公务员自我内在约束和制度的、公众的、正确社会风气的外在约束等，其关键则是领导重视、自上而下、全社会协调行动。

苏州私情民歌的旋律特征

私情是男女双方暗地里私下建立的爱情。苏州民歌内容中的私交和恋情歌曲,旋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采用重复、变化重复或变奏手法进行旋律发展;一些乐句间的衔接采用"顶针格",有些乐句内使用"曲调的反始性"。这些特征是由该歌曲的大众性、口传性、民间性和演唱者用通俗易懂、朴实简洁、口语化的音调来宣叙歌词的特性所决定的。

从“主情论”到“情教论”——从“三言”的私情类故事看冯梦龙思想的转变

对晚明以来尚情思潮的接受使得私情类故事成为冯梦龙"三言"的表现重点,但冯氏学术渊源的复杂性又使得对此类故事的书写总是以"私情+婚姻"的"半截子"模式告终,冯氏的主情论因此而显现出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不彻底性"。对这一所谓"不彻底性"的真正认识只有将其置放于冯氏从"主情论"到"情教论"这一思想转变的背景中才能实现,而对"三言"私情类故事的解读将会为这一认识的实现提供生动的注解。

蒋介石的私情治国

对于蒋介石所奉行的私情治国,余英时称之为＂结金兰＂的政治观,傅斯年称之为＂法治观念极微＂的＂内心之上海派＂,史迪威称之为＂无知、专横、顽固＂的＂威恩兼施＂。

当私情遭遇公法时

对于一个为政者来说，倘使让友情淹没了公法，最终淹没的可能是他的自身，倘使能在公法面前打破友情关，丢掉的可能是某个或某些”损友”收获的却是成千上万的“民心”

论公安管理活动中公务与私情关系的处理原则

公务与私情都是公安民警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二者既有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良好作用，也有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不利方面。如何协调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公安管理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腐败产生的原因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以徇私情轻正义为视角

腐败是当今人们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腐败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国家和社会将会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关于腐败的探源，以往有的从法律制度、权利制约层面分析，有的从人性弱点、腐败文化方面论述，本文从徇私情轻正义思考产生腐败的几种原因，提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相关对策，对于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进步都具有现实意义。

“识”字剧坛标赤帜 公义私情求兼美——张凤翼剧作思想论

张凤翼创作分为明显的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红拂记》,见出一个“识”字,它所构建的精神意蕴牢笼全剧,而且,“识”之意脉一直贯穿整个剧本创作,只是方式有所改变。后期四个剧本着力于公义与私情的调适,以期达到兼美的理想境域。在明代文人传奇发展史上,他的剧本体制成为万历后期传奇创作简约化的先声,其思想内涵亦成为明后期传奇创作情性合一的先导,因此,在明代文人传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对亲朋故旧不徇私情之我见

毛泽东说过:“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在中国封建主义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度里,“任人唯亲”又往往同亲朋故旧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虽然对亲朋故旧的感情是很深的,但对在用人问题的传统观念却深恶痛绝,无情揭露,深刻批判,并对自己的至亲好友亦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论《山歌》中私情歌谣的女性书写

在主流文学中，男性以理性、秩序和明晰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力。而民间女子却在私情歌谣中直新获得了这种权力。始们以混乱、破碎和非理性的语言形式消解了男性建构的神话，以此表速了女性的情思和精神，改变了其在以男性为本位的传统作品中被书写的命运，使女性从被言说的他者向自我言说的主体转变。

江南山水与吴歌私情调

地域环境对民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江南民歌与北方民歌的风格大不相同，其首要原因正是地域特征、生存环境的差异。江南的温山软水直接或间接地成就了吴歌的情感基调。《吴声歌曲》与《山歌》作为吴歌的两个高潮，绝大部分是情歌，但风格极为不同，前者含蓄委婉，后者大胆张扬。吴语私情歌中的男女主人公几乎都走向了悲剧结局，其悲剧方式主要有送别式、等待式、离散式等。

《挂枝儿》、《山歌》中的私情与晚明社会

《挂枝儿》、《山歌》中的情爱内容极其丰富,被文人学者认为是私情歌谣总集。从欢情、离情、怨情、谑情、孽情等五个方面进行剖析,将民歌中鲜活灵动、率性质朴的一面展现出来。除私情民歌以外,还有一些民歌勾勒出更为广阔的社会画卷,反映出晚明社会人性放荡、世风侈靡的特点。

私情的泛滥——当代小说平民形象论之四

晋国大夫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故事,《吕氏春秋·去私》中有具体记述,成为千古美谈。所以被传留,自是因为祁黄羊举荐唯贤的公正无私,即孔子赞曰的“祁黄羊可谓公矣”。公,即不殉私情,更不以殉情而枉法。因此通常所谓私情。

私情被撞破，亲生妈妈掐死花季女儿拷问良知

2006年7月21日上午，安徽阜阳市西郊某渔塘水面上惊现一具少女尸体，警方打捞侦查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故意杀人案。尚不满14岁的受害少女被人活活掐死后抛尸渔塘。是谁这么心狠手毒，灭绝人性？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见此惨状哭得死去活来受害少女的妈妈竟被警方纳入侦查视线。

莫因私情坏规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酝酿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托人找到毛泽东，表示想要去文史馆当研究员。按理说，李淑一作为烈士遗孀，生活有困难，理应得到妥善照顾，毛泽东推荐她找一份工作也是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