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私茶考》与唐宋私茶法

晚清著名法律专家沈家本撰写的《私茶考》是第一部真正从法律学角度考查和研究唐宋茶法的重要茶学著作,其编纂体例是首引史书有关私茶法论述,再针对史料进行评论。作者所引用史料及作者评论,均限于唐宋二代,因此《私茶考》应称为《唐宋私茶考》。

论宋代的私茶法与私茶

宋代茶法以专卖制为主专卖利益是依靠政府对茶叶生产流通的部分环节实行直接或间接的独占来保障的为实现独占必须对茶叶的营销进行严格控制管理防止私贩因而私茶法是决定茶法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茶法内容不同出现私茶的方式也不同私茶法的内容也随之变化

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之争议

康熙至乾隆年间,清朝开疆拓土,地方用度增加,税源扩充不易,清廷针对陕甘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财政支出加在商人身上,但两地商人的负担却有差异。陕甘地区,清准战争期间,雍正皇帝为筹集财源而提高陕甘官茶税课,商人也须捐助官员办公杂支,以致每道茶引高达4.44两。这些政策到战争结束都没废止。因此,陕甘商人赴新疆贸易成本高昂。蒙古地区,归化商人请领理藩院部票交0.2两,即可前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各部落贸易。由于绥远城将军疏于管理理藩院部票,以致归化商人时常没领部票或一票使用多年,游走蒙古及新疆各处。归化私茶价比陕甘官茶价低廉许多,故引发归化私茶侵犯陕甘官茶之争议。归化私茶与陕甘官茶的纠葛在左宗棠改革之前一直没有解决。新疆官员认为归化商人在新疆贩售湖南安化各类茶种,具有安边、便民、通商及裕课的作用;故清廷长期默许归化私茶贩售新疆,不只增加地方税收,也活络城市经济。

朱元璋处死贩卖私茶的驸马

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明朝的驸马都尉欧阳伦违禁贩卖私茶,被明太祖朱元璋赐死。在中国古代,皇帝亲自处死违法的皇亲国戚本不多见,而处死贩卖私茶的驸马爷,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个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要了解它的原委,还得从明初的汉藏茶马贸易说起。明朝初年,退往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仍拥有相当力量,妄图重新恢复对中原的统治。他们不时南下骚扰。

浅析清朝前期西北地区私茶盛行的原因

本文通过史料分析和探讨清朝前期西北地区的私茶盛行概况,通过这种状况进一步分析研究私茶盛行的原因,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符合西北各族人民的实际需求。

明代西北私茶贸易论述

茶马贸易是古代中国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间的重要经济交流,对促进民族交流有着重大意义。有明一代,西北地区私茶贸易盛行。巨大利润是走私最大诱因,走私路线大致分为沿边城镇关口和偏僻线路两种,参与者身份多样。政府多方打击走私,然而私茶贸易最终战胜官营贸易,成为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论明代西北地区的私茶

论明代西北地区的私茶杜常顺明代西北地区是我国茶马贸易的中心。以茶易马，不仅可以“供边军征战之用”，且可以“系番人归向之心”，这种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上的多重效益促使明王朝将这一贸易最大限度地纳入封建国家独占经营的轨道。然而，独占经营一经实施，以走私为形...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清末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湖南安化官茶交易、晋商私茶贩运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呈现出国内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其中官茶滞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晋商大量贩运私茶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导致茶叶倒灌的结果。这一时期私茶案件的大量涌现,反映的是清末新疆地区茶市的混乱,具体表现为经济贸易纠纷频繁,中俄商人之间、当地民众与俄商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清末新疆茶叶市场的乱象,根源于清廷及新疆地方政府应对的缺陷。

试论明代中前期西南地区私茶贸易危害

明代中前期,西南地区私茶贸易发展甚速,并最终取代官方茶马贸易。本文认为明代中前期西南地区的私茶贸易助长了明代官场腐败,败坏吏治;破坏明代边防战略;影响明朝财政等方面危害。我们在肯定私茶贸易积极作用时,还要重视私茶贸易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加以适当引导和管理。

跨越族际界限:明代河湟洮岷地区的私茶贸易

为了达到"以茶驭番""联番制虏"的目的,明朝朝廷在河湟洮岷地区实行严格的茶叶禁榷制度。其后,由于官运官茶的破坏和茶禁的逐渐废弛,在厚利的驱使下,河湟洮岷地区边茶私贩活动日渐兴盛。同时,明初在"纳马番族"中实行的金牌、勘合制度亦于正统年间废止。至明朝中后期,河湟洮岷地区的私茶贸易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守关军吏、卫所官兵、边民、茶商、"熟番"等不断地逾越族群界限进行"通番"贸易,由此促进了边地市场的兴起和族际间联系的加强。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清末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湖南安化官茶交易、晋商私茶贩运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呈现出国内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其中官茶滞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晋商大量贩运私茶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导致茶叶倒灌的结果。

唐五代时期茶叶贸易中的走私问题探究

饮茶风气在唐朝开始遍及大江南北,贩卖茶叶的利润大涨,于是茶叶生产贸易也在唐朝逐渐兴盛,唐政府开始对茶叶贸易进行干涉,从税茶到专卖制度,再到榷茶,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茶叶利润与财政收入,同时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控制。不可避免,茶农以及贩茶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躲避赋税,经常进行茶叶走私贸易,进行私茶贩卖,与政府的茶税作斗争。然而,茶法愈严,茶叶走私贸易愈多,茶商的抗争也就愈加激烈。本文梳理了唐五代时期政府的茶法,同时探究了这一时期茶叶贸易中的走私问题。

岷州茶马司建立原因探微

岷州茶马司的建立是明末官营茶马贸易改革的重要举措。明后期随着商茶的崛起和私茶的大量泛滥,本就存在着严重弊端的官营茶马贸易失去了其垄断地位;在这一时期蒙古诸部入青海又引起了包括岷州地区在内的西北藏区的动荡;此外,岷州地区是明代茶叶运输路线的主要节点,私茶泛滥情况严重。明政府在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后增设岷州茶马司。

明朝政府在青海的茶马互市政策述论

明代在西北地区盛行的“茶马互市”,是朱元璋及其子孙为巩固在西北地区已经取得的统治地位所推行的极为有效的经济政策之一。 青海地区自古产马,且品种优良,是历代中原王朝为获得马匹所重点经营的地区。尤其是明王朝自建国以后就面临拥有强大骑兵的北元蒙古的南下威胁,对马匹的需求更显急迫。此外,明朝政府在西北地区袭汉武帝“隔羌胡之交,断匈奴右臂”之策。

明代西北茶禁与茶商的活动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中,茶马互市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商人视为利薮,竞相趋之。封建政府出于政治羁糜、稳固边防和搜括财税诸方面的意图,也极力垄断茶利,推行禁榷专卖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排斥,压制商人资本势力,至明代而登峰造极。朱元璋曾直言不讳地说:“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为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明代“产茶之地,江南最多,皆无榷法,独于川陕。

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互市之制,最早始于唐代。但当时唐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换取马匹之物,并非全用茶叶,有时用金,有时用帛。唐初,还以大量金帛易取马匹。唐代宗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直到唐德宗贞元末年时,才正式以茶易马,“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列传》,《陆羽》)但其时唐王朝还缺乏专官以管理边地茶马贸易之事。

试论明代茶法的特点

明代茶法系统在体制结构上的严整性与成熟化、在发展运行上的变通性及其纵向演变所呈现出的马鞍形发展曲线,是明代茶法的基本特点。 首先: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继唐、宋之后又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封建的上层建筑高度发展和完备。与之相一致,明代茶法作为财政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日臻完备,茶法体制具有严整性和成熟化的特点。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茶法体制的完备化和系统化。古代茶法自唐代兴起后,自税茶而榷茶、从完全专卖到部分专卖,经过晚唐、宋、元五六百年的演变,逐步由纷更而趋稳固,由单一的法令发展为多元的政策体系,形成相对完整的体制结构。这就是明代茶法分类体制的确立和茶法内部结构的系统化。

明代引茶制度初论——明代茶法研究之四

“民资五谷以为食,所以下食者盐,而消食者茶也”。茶是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随着茶业的发展和饮茶风尚的普及,中唐以降,茶叶被纳入了封建国家禁榷专卖的轨道,茶法也就应运而生了。经过宋元的发展,至明代渐臻完备,“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明茶法有三:曰官茶、商茶、贡茶。仅就商茶之法(商专卖体制下的茶叶流通政策)而言,则又包括引茶和开中两种制度,而以引法为基本特征。关于开中茶法,笔者已有专论,这里仅就引茶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论述。

明代茶禁考析——明代茶法研究之一

自中唐以后,茶叶被纳入了封建禁榷制度的轨道,成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商品;而对茶叶生产和流通的垄断与对私茶贩销的禁绝乃是封建国家茶叶经济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因此对茶叶走私的禁治政策(即茶禁)便成为历代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中期茶马贸易的民间化与政府的对策

一明政府苦心经营的茶马贸易制度,在中期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并开始走向衰败。史载“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茶马其一端耳。”可见,茶马贸易的荒废,早在明前期就开始了。首先是金牌制度停止。正统年间,随着蒙古瓦刺势力的强大,明政府与蒙古势力在西北地区战事频繁,各卫所属番民不断遇到侵扰,徒居无常,金牌散失殆尽。另一方面,因为连年战争,明政府无力抽出兵丁从事茶运,“陕西军民转输军饷,无暇运茶,腹里卫分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