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汉简(叁)》帛书私记校释译论

本文对收录于《悬泉汉简(叁)》中的三件帛书私记,即《万致子恩书》《建致中公及夫人书》《元致子方书》,进行文本的校点注释、讨论和译解。以此为例,讨论汉代帛书私记的形制、文体、封缄、传递、处理等,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个保守者的思想转变与坚守——《英轺私记》中刘锡鸿的科学观

作为一个保守者,刘锡鸿在历史研究中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境况。抛除刘锡鸿反对洋务的保守观点,认真研读这位首批驻英大使的出使日志《英轺私记》,我们可以发现刘锡鸿对科学发展的额外关注。这本日志为我们呈现了当时英国科学教育发展的基本面貌,也展现了面对西方文化的质疑时,一个儒者是如何寻求和坚守本土文化精神价值的历程。通过分析刘锡鸿在英国期间科学思想的转变与坚持,可以从中理解当时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在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的内心感受和理性思考的逻辑路径。

《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和训例释

《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写本佛经音义,为日本的国宝之一。其中和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该文解释了"灭人"、"声闻果救人小在也"、"电比"三条和训,补充了前人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同时指出,这方面的研究还可继续深入开展,这需要综合古汉语和古日语的语言知识。

秦代私記人稱使用現象初探—以里耶秦簡爲中心

里耶秦簡私記、私檢中常以“季”“柏”指稱收信人,其中的“季”“柏”當爲收信人的排行或字。使用排行或字避諱他人私名的做法,在里耶秦簡私記中比較常見,源頭之一可能是先秦貴族的交往習慣。里耶秦簡私記的寫信人和收信人多爲官吏,又以各類書吏爲主,亦涉縣尉、縣丞。寫信人往往需要以私名自稱,對於收信人則要避諱其私名,藉以象徵和維繫雙方之間相對性的尊卑關係。里耶秦簡中的私記當以遷陵縣當地爲主,但亦有來自遥遠外地者,在稱謂的使用方式上有一定共性。睡虎地秦簡戍卒家書、嶽麓秦簡“學爲僞書案”僞書等也是私記或相近文本,同樣存在類似做法,“質日”等資料中亦存在類似的避諱現象,説明自稱私名並選擇性地避諱他人私名在秦代是一種時人普遍遵守甚至相對内化的行爲習慣。

从《英轺私记》看刘锡鸿对外思想的变化

刘锡鸿是中国近代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但作为清政府派出的首任驻英副使及首任驻德公使,却有许多“特 殊”之处,正是这种特殊使其具有研究的价值。他在出国前思想封建保守。略显顽气,是儒家封建文化的捍 卫者;而在走出国门后。置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其思想发生了变化。从《美轺私记》入手,从诸方 面分析考察这种变化,从而反映出历史具有时代性的特征。既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物与历史的关系。

《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与唐代字样学东传日本新考

字样学是研究如何确定楷书形体标准,如何规范社会实际用字的学科,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唐人在探究文字来源,总结其传承与流变的机理之后,撰写了许多字样学著作,如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等。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的"小学家"中录有多部字样书书名,这是已知字样学著作东传日本的最早记录。不过,日本最古老的音义书(小川本《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同样录有一些取自字样书的引文,而该书的编纂时期要大大早于已知记录。从汉字发展史、辞书史角度分析了相关引文的体例特点、选字标准,据此认定该书确实援引了字样学著作,并通过查阅史料剖析了该书的编纂年代,据此把字样学著作东传日本的时间提前了100~150年。另外,字样学著作中蕴含的选字标准、"正体"概念,对唐代规范字体的发展以及日本古代通行字体的演变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可以为汉字发展史、中日语言接触史等研究领域提供一些线索、佐证,值得深入探讨。

柯立夫关于《北巡私记》的研究介绍

最近新发现的美国著名蒙古学家柯立夫关于《北巡私记》的英文译注,虽是残稿,但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柯立夫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北巡私记》原文的了解,而且加深了学界对元顺帝北奔史事的认识。

《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私记》引小学书考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唯识学的重要经典之一,体系雄阔,妙义无穷。《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汉译版本共有三种,其中以唐代实叉难陀所译八十卷本的文义最为畅达,品目也较完备,因而在汉地流传最盛。同时也出现了一部专门解释其中难读难懂之字的佛经音义之书——慧苑撰《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该书作为一部重要的佛经音义,其影响很快就传布到域外。受此影响,日本的一些僧人在该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名为《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私记》(以下简称《私记》)的书。《私记》以慧苑撰《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和日本大治三年觉严、隆暹等书写而成的《新华严经音义》为基本材料,同时采摭了其他小学之书。《私记》所引传统小学之书甚多,多处文字不见今本诸书,或与今本有异,这些差异大多与慧苑所撰《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有关,这也进一步显示了《私记》与该书的密切关系;同时,《私记》所引故训资料亦有利于我们纠正今传诸小学之书之讹误。

从《北巡私记》和《鸿猷录》看“元室北迁”的历史书写

关于元顺帝撤离大都的过程,《元史·顺帝本纪》《明太祖实录》记载简略零散亦或讳而不谈,明代较为完整记载该史事仅有刘佶的《北巡私记》和高岱的《鸿猷录·克取元都》。由于史源的影响和撰者现实政治需要的因素,致使两书之间所展现“元室北迁”相关人物、战役等内容的历史书写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化。

日本朝川善庵《古文孝经私记》之价值

朝川善庵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者,著有《孝经会通》《古文孝经证注》《孝经孔传音注》《古文孝经私记》等多部著作。《古文孝经私记》的价值的体现,主要有朝川善庵对《古文孝经》版本之考证:考证了《古文孝经》字体不是"籀书"而是隶古,《古文孝经》是孔壁真本,日本江户时期所传《古文孝经》有五种版本皆出于孔壁真本,《古文孝经》有二本,日本所传的《古文孝经》有章无名。《古文孝经私记》的价值还体现在朝川善庵对《古文孝经》内容论释的考辨:对"孝者德之至"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辨、"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辨、"天子之孝"辨等,见解独到。由此,日本学界对《古文孝经私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元顺帝北逃之地理与政略——以刘佶《北巡私记》为中心

刘佶《北巡私记》记载了元顺帝北逃的过程,以及该过程中北元中枢政权政略的大要。依托该书记载,元顺帝北逃有三个地理节点:京畿、上都、应昌,随着重要地理节点的失去,元顺帝的复国梦想也随之破灭。元顺帝北逃时期的政略具有应激性与消极性的特点,且将领中失败情绪蔓延。与明朝北伐的战略战术及高级将领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元顺帝北逃后处在政略与军略的双重弱势中,这在客观上为明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明代前中期话本小说演变探微——从《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到《明悟禅师赶五戒》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二拍",话本小说经历了由书会才人口耳相传到文人创作案头文学的发展过程,其体制、模式、思想、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现了话本小说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以《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和《古今小说》中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为例,探析话本小说的演变过程。

谈谈禅宗语录

今所传之禅宗语录总集，前后时代缠夹混窜的现象十分严重。从大量原始材料看，证明禅僧语录的编集实始于晚唐五代时期，今本中所收的中唐以前的禅僧所谓的机缘语，多是后人以后推前，根据传言甚至想象而补编的，故不少地方与该禅僧原来的禅旨不符甚至抵牾。今人研究禅宗史，必须首先对史料审慎地辨别真伪，不可只图省事，将所有的语录都作为信史来使用。

寄往战地的慰问袋——战时日本民间的恤兵品捐赠研究

战时日本民间以慰问袋为代表的恤兵品捐赠风气的形成,背后存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指导、社会团体的动员、军国"美谈"的创作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借助于恤兵品的兵民情感的互动,为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而为其对外战争服务。慰问袋中的物品对于战地士兵具有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意义,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精神意义则要大于物质意义。浓烈的乡土情结,对异性的爱慕心理,倾诉自身境遇的欲望,赋予了慰问袋多种情感上的意蕴。慰问袋不仅具备军国"美谈"所塑造的正面形象,从士兵私记关于慰问袋的记载中也能一窥战时日本社会对恤兵品捐赠冷漠、敷衍的侧面。

史料价值与辩证分析——读齐世荣教授著《史料五讲》

著名的世界近现代史专家齐世荣教授著成的《史料五讲》一书,具有以下三个特色:一、视野开阔,内容系统;二、论述精辟,举证确凿;三、学者风范,寄意深远。书中发掘的关于二战前绥靖主义政策危害性的大量史料和所作的深刻剖析,在当前及时地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历史教材。作者于耄耋之年著成此书,更体现出其可贵的历史责任感。

劉錫鴻内心世界的雙重矛盾

本文認爲當下的劉錫鴻研究中存在貼標籤的現象,先將其歸屬爲保守派,然後就從保守的定性觀察他的一切,結果是遮蔽了劉錫鴻的真實面相。梳理史料,可以發現他的一生陷在雙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一重是政治理念上變革與保守的結構性矛盾,一重是個人品格中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品質之間的矛盾。隨着情境條件的變化,矛盾的不同方面此長彼消主導了他的言行,使得"變革"和"保守"兩種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出現在他的言行中,只有抓住這兩重矛盾纔能解釋劉錫鴻的内心和一生。本文對變革與保守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出使之前參與"海防籌議"的討論以及出使中對西方文明進行的考察予以分析,重在突出他傾向於洋務的一方面;對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個人的性格特徵和官場中的利害關係進行分析。

私家记载的史料价值与辨识方法——读齐世荣《史料五讲》有感

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的。然而,史料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治史者往往难于驾驭。近读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深受启发。

论《辽纪》的史料价值

对明代田汝成编纂的《辽纪》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得出了该书非取材于《明实录》的结论。认为它的史料来源于私人书疏和官署册牍,能对明代官书所记载的历史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辨析评估了《辽纪》的史料价值,审慎拣择、博考,以求其是,可为当代明代地方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日本書紀》注釋史與“日本書紀抄”之成書——以漢籍注釋的影響爲中心

序説《日本書紀》的注釋活動自《日本書紀》成書以降連綿持續至今。《日本書紀》在其奏上後翌年的養老五年(721)即作爲例行公事在朝廷開展“講筵”,其後也開展過多次,其講筵的記録以“日本書紀抄”的形式留存下來。而《日本書紀私記》爲鐮倉時代成書的《釋日本紀》所引用,一般定位爲《日本書紀》的注釋書。而《釋日本紀》係一條家世代進行的講義記録,影響了其後成書的一條兼良的《日本書紀纂疏》。亦即《日本書紀》的研究史以講筵爲出發點,經《日本書紀私記》與《釋日本紀》至《日本書紀纂疏》,其注釋歷史可連串起來。

新罗元晓对“赞毁戒”的诠释与拓展

元晓为新罗高僧,著有关于菩萨戒的《菩萨戒本持犯要记》和《梵网经菩萨戒本私记》两书。元晓曾在《持犯要记》中借助瑜伽戒中"赞毁戒"的持犯规范概括出判定一般行为之罪福及其轻重的原则,为了验此原则之普适性而将其应用于《梵网经》之"赞毁戒",此为第一重应用。在《私记》中,元晓在解释赞毁戒为重罪之原因时亦应用《持犯要记》中的原则,此为第二重应用,此应用所不同于第一重之处在于,元晓借助《四分律》盗戒之五钱成重的判例作为构成赞毁戒为重之要件的贪求利养之"利"的标准。最后,元晓在《私记》中进一步将扩展后的原则融摄为新四句,既体现了《持犯要记》中之原则,又体现了《私记》中之规范细节,从而构造了可普适性的持戒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