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部门农业研发投资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本文通过对我国私部门农业研发投资普查数据的分析,重点研究了2000年以来我国私部门农业研发投资总量与结构变化。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私部门的农业研发投资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但私部门的农业研发投资是有选择性的,知识产权容易保护部门是企业农业研发投资的主要领域;在私部门研发投资快速增长而自身又缺乏研究能力的条件下,常常借助委托研发和骋用兼职研发人员来提高其研发能力;虽然私部门研发投资不断增长,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仍主要依靠公共部门的技术从事生产与经营活动,私部门农业研发投资的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政府应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企业参加农业研发的积极性,为企业研发投资创造条件;同时政府应把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投资的重点逐渐转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及知识产权还不容易得到保护的农业科技领域,促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

私部门责任与中国商业贿赂蔓延之谜

经过多年治理,中国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至今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商业贿赂成为中国当前腐败更加主要的形式,其原因如谜一样缺乏科学的解释。本文将商业贿赂转化为供给方(行贿者)和需求方(受贿者)进行交易的经济学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解答了中国商业贿赂蔓延之谜。作者发现中国商业贿赂治理措施集中在公部门和受贿者个人,针对私部门和行贿者个人的治理措施较弱。这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治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与中国商业贿赂蔓延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作者以处罚严厉程度代表私部门责任,运用完全理性下的商业贿赂博弈和有限理性下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商业贿赂滋生和蔓延的条件和机理,分析了私部门(潜在行贿者)及处罚机制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行贿处罚轻于受贿,尤其是行贿者经济处罚与其行贿所获非法收益不对称,是中国商业贿赂蔓延的制度动因。从局部均衡和静态角度看,不对称处罚有利于瓦解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攻守同盟。但从一般均衡和动态角度看,不对称处罚提高了潜在行贿者的期望收益,具有滋生潜在行贿者和鼓励潜在行贿者行贿的效果,是中国商业贿赂治理的一个制度性缺陷。应采取对称处罚为重点的制度化防治措施,使行贿者所受刑事处罚与受贿者同等严厉,经济处罚倍增于行贿所获收益,限制其行贿的动机和能力,使潜在行贿者通过理性选择自主放弃行贿,从而遏制商业贿赂蔓延。

新制度背景下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文章就目前公务员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对公部门和私部门加以比较性考察。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培训面临诸多问题:培训的形式主义、培训内容不能满足受训对象要求及方式单一等问题,从制度设计、受训个体需求、公务员培训成本等方面论述,设计出以“可持续培训”为指导的“参与式”培训方法,使得公务员培训走上法治化道路,促进公务员培训良性发展。

PPP与BOT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

为解决政府财政资金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不足 ,充分吸收民间私人资本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世界各国普遍采用BOT和PPP这两种项目融资模式来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本文从组织机构、运行程序对两种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分析了两种模式的优缺点及PPP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最后提出了我国应用PPP模式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