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五代昭义镇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

昭义镇是唐代中原型藩镇之一,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这种特殊性使昭义镇在唐中后期至五代初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昭义镇特殊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的论述和分析,可以揭示昭义镇在唐中后期至五代时在唐中央和地方藩镇关系中,在汴晋两大势力间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以及胡汉冲突的种族文化因素对昭义镇的发展和这段时期历史的影响。

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种族文化研究的本土意识与文化建构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维度探讨不仅是英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反应,也是英国文化面临美国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一种本土回应。伯明翰学派不仅发现了英国青年亚文化中的种族文化(主要是黑人文化)元素,分析了种族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结合的成因,而且认识到英国青年亚文化的种族文化既有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吸收,更是基于英国本土社会经验的独特黑人文化,由此提出"新种族性"问题,并力图在宣扬英国特性的主流文化中警醒世人种族文化的存在及其差异性,警惕全球化时代种族排他性的危险。

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多种族文化民主原则

自 196 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后 ,人民行动党政府为谋求各种族间的和睦相处 ,建设多种族的现代化国家 ,在种族问题上推行多种族文化民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是行动党针对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是新加坡种族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隐身人》种族文化观之探析

拉尔夫.艾立森的小说《隐身人》以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刻画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众多黑人,涉及到历史上黑人的多种盲目自救方式。艾立森从反面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黑人要融入主流社会就必须首先接受本种族的文化传统,内部团结一致,还要辩证地吸收白人的文化精髓。艾立森在种族文化观上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豁达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音乐修养和对边疆精神的体悟。

从《外婆的日用家当》看非洲裔美国人种族文化迷惘

《外婆的日用家当》通过母亲这一具像化载体集中体现了非洲裔美国人种族文化的迷惘,折射出艾利斯·沃克等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对族裔文化问题的深刻反思。结合该作品内容,从创伤文化本质、种族文化"根"情结、种族性格缺陷及非暴力革命两重性等角度,剖析了非洲裔美国人种族文化迷惘产生的原因,以期为非洲裔美国人种族文化嬗变的相关研究提供途径和窗口。

《人性的污秽》中的种族文化创伤

《人性的污秽》是美国知名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美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科尔曼的成长历程,运用创伤理论对其悲剧命运进行深入探析,揭示当代美国社会中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危害,进而探究罗斯在其作品中对有色人种生存困境的思考。

从叙事、隐喻、种族文化解读林露德的《木鱼歌》

《木鱼歌》是华裔美国作家林露德的著名小说之一,小说主要描述了华人果树专家吕金功隐忍悲惨的一生。该文从作者的独特的叙事方法、暗含在文中的隐喻以及文中涉及的种族文化解读来分析林露德的《木鱼歌》。

最后通牒博弈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化差异

最后通牒博弈是行为经济学中研究人类公平决策的常见范式之一。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存在系统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化差异,其中个体差异还包括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和心理特征差异。对这些差异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检验和深化公平决策理论,还有益于相关理论的实践应用。未来的研究需要整合有关差异与理论解释,以及从脑结构与神经化学视角探究有关差异的神经机制。

种族·地缘与文化的绘画思考

人类文明由不同种族文化相互抵御共生发展，近代大工业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后的孤独，使统一价值标准的简单粗俗封闭了自身忘记了尊重。而重新学习承认和喜欢与我们不尽相同的文化和人并和睦相处，由社会个体与独立思维的创造构建文化多元的价值标准则应是人类自我反思和否定之后做出的新的选择。

跨文化种族焦虑——《德西蕾的孩子》的空间表征

《德西蕾的孩子》是一部以异族通婚为主题的地域小说,再现了跨文化、跨地域和跨种族的空间冲突。在20世纪之交的文学场中,为了迎合通俗杂志对战前南方的文化臆想,文本把混血儿建构为白人克里奥尔人特权的威胁者和侵占者,在家庭、社会与历史的后殖民空间中表征了白人克里奥尔人社群的权力失落。德西蕾的悲剧被归咎为混血儿跨越种族的边界,影射了在北方意识形态挤压下,南方传统社会秩序解体所造成的心理、种族和政治焦虑,反映了肖邦的地域书写策略和价值选择。

后殖民主义批评视域下影片《绿皮书》中种族与文化身份认同探析

《绿皮书》在美国惯用的“公路片”的创作模式下,讲述了黑人钢琴家雪利与白人保镖兼司机托尼进行南方巡演一路上的故事,表达了黑白种族之间如何放下偏见与歧视,最终达到身份和解与定位的故事。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自始至终牵扯和纠结于肤色问题、种族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和难题。本文尝试通过后殖民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分析影片中的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感。

跨文化消费者种族歧视主义初探

消费者种族歧视主义是种族歧视的一种进化表现,它是跨文化条件下的一种客观存在,以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审美观念、语言沟通等要素影响着不同族群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此应加以重视,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和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文化学视野下儿童教育的多元共生——超越质量标准话语

从人类文化学观点看,儿童的成长过程不仅仅是心理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变化,更是一个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过程。把文化与人和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成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研究范式。在我国经济全球化、农村城市化、西部大开发的社会大转型背景下,我们应从多元文化学视角,超越单一的儿童心理学和生理学质量标准话语,重新构建新型的幼儿教育体系,以达成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落后与发达地区儿童教育的多元共生,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教育体系。

社会工作理论的文化转向及其文化自觉

随着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衰弱,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势头,除了心理辅导治疗逻辑和生态系统视角循环逻辑的探索之外,同时还出现了种族文化冲突的理论解释诉求.针对种族文化冲突,八十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出现了两种理论视角的解释：社会学视角和文化视角.前者以社会结构的分析为基础理解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运行机制;后者注重历史的考察,从历史的演变说明社会结构中种族文化的冲突.

草原文化的审美特征

特定时空内形成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定人种的诞生,并进而决定了该种族文化和美学风格的形成。草原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牧民们崇尚自由、力量的审美追求,造就了他们对马的眷恋、酒的渴慕和理想人格的追求。

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

陈寅恪先生曾以“有教无类”一语来概括南北朝时段种族、文化之互动 ,强调“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这一睿见有其时代学术背景 ,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当时北方各族间的胡化、汉化可能是多层次反反复复进行的 ,其“胡”的程度和含义尤其充满了构建出的认知成分。那一时段的政治争夺与文化竞争息息相关 ,大致形成一种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格局。在多文化及多政治实体竞争的差序格局中 ,“华夏”和“夷狄”一定程度上成为“正统”和“非正统”的代称 ;当这一华夏概念被各方接受为共同的秩序规范时 ,其本身的文化含义却被淡化了。

浅析塞浦路斯的语言文化教育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关涉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文化教育,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投影,它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发展,反过来又成了政治、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教育,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仅对"旧生产"起到革新的作用,还在一定条件下推动"新生产"的再生和发展。塞浦路斯是世界上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的英联邦国家,其独特的文化教育得到了众多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该国的语言文化教育,俨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顺应这一研究潮流,从种族语言文化历史、语言教育和教学语言以及教育体制这三个方面,对塞浦路斯的语言文化教育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喜剧电影的叙事技巧与风格探究——以《绿皮书》为例

目的:喜剧电影不只有喜剧性元素,也常常带有悲情色彩与深刻的人生哲理,让人笑中含泪、悲喜交加。对以戏剧冲突为主导的喜剧电影而言,黑色幽默是非常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艺术风格。《绿皮书》讲述了黑人谢利博士和白人托尼从最开始互相看不顺眼到建立友谊的故事,反思了种族歧视这一现实问题。探究喜剧电影多样化的叙事技巧和风格,能为喜剧电影的发展以及影视创作探索新的方向和表现形式。方法:文章从电影主题、人物、叙事结构等方面出发,分析文化符号与喜剧创作的关系,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对该片在具体叙事背景下设定的喜剧人物、独特的叙事风格等进行剖析。结果:在喜剧电影中加入对社会阶层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意义,其站在时代和社会的高度,俯视人和人类社会的丑恶和缺陷,从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结论:喜剧电影的创作者利用这种“超越”来让观众发笑,不仅是为了克服现实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为了表达他们作为人类的自由和自我意识。

美国文化种族主义的内涵与实质

种族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基于生物特征差异的种族主义几乎成了全球范围的“政治不正确”。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种族主义亦遭到严厉批判,反对种族主义成为一种“美国共识”。然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惯性,并没有就此沉寂,而是以新的样态呈现,并随着美国内外局势的起伏而浮沉。在美国保守主义复苏之际,“文化种族主义”以旧酒换新瓶的形式,延续着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一贯特征。在文化差异话语的遮蔽下,传统种族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５０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