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岛种臣的亚洲观

副岛种臣是佐贺藩藩校弘道馆教谕枝吉种彰的次子,生于1828年9月9日,逝于日俄战争战事正酣的1905年1月30日,享年78岁。明治维新时他41岁。从藩校毕业后,副岛留校担任教谕。其后他在开设于长崎的佐贺藩英语学校——蕃学稽古所担任负责人。受兄长枝吉经种的影响,自幼崇尚尊王思想,青年时代的副岛还参加过倒幕运动。

1873年日使觐见同治帝的礼仪之争——李鸿章与副岛种臣的外交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12年6月5日)驻北京各国使节在紫光阁举行了空前的觐见同治帝的仪式。说其空前是因为代表着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三跪九叩'大礼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接近于近代国际外交礼仪的礼节,而中国在这次礼仪之争中又被迫向近代化迈进了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与其他外国公使不同,他单独以作揖礼被召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礼仪问题上首次与中国发生碰撞,这次交锋以中方的妥协而告终。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日本掠台图谋的历史考察

日本割占台湾,乃在甲午战后;但日本掠取台湾的图谋,却由来已久。对此,学界虽有所认识,[1]但缺乏具体的历史考察。冯天瑜先生的新作《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一文,[2]慧眼独具,高屋建瓴,不仅复原了如其文题所示的历史实态,而且提示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范式,读来令人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本文试承其绪。

论战前日本南进政策的形成

南进政策是日本战前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重要一翼,它的发展结果,把日本推上了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因此,对南进政策形成史的研究,是战前日本外交政策史和对外扩张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日本的南进之说由来已久,早在德川幕府时代。佐藤信渊、帆足万里、吉田松荫等人便提出日本要向东南亚伸展势力,并使用了“南洋”、“图南”和“经略南方”

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与《中日修好条规》

1872年日本政府在英美使节的劝告下对秘鲁国马里亚·老士号船贩卖苦力一案进行了裁判,史称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为处理此案中国派出了第一位赴日的外交使节陈福勋。就在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中日双方正式交换了《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自此两国以对等的姿态步入了近代外交。在双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的过程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的作用不可忽视。

黎庶昌与中日文字之交

一黎庶昌(1837～1898)是清代末叶也即日本明治时期中国和日本国正式建交互派公使后的早期驻日公使。他在先后两任驻日公使的6个年头中,在外交事务之外,以中国学者文人的特长,开展了大量的“文字之交”,

钱子琴与明治时期日本文人的交往

钱子琴(名烽,?-1881),江苏省梁溪(今无锡)金匮人,擅长书法,精通诗文。其书法偶有人知晓,而其人其事至今语焉未详。同治(1862-1874)初年始,钱子琴在日本与日本文人酬唱诗文,为他们的诗集点评作序,向他们教授书法入门等。除此之外,钱子琴还在上海与东本愿寺别院的僧侣们密切交流,并于1879年在东本愿寺的资助下出版了赖山阳的《日本外史》。钱子琴在晚年还加入了曾根俊虎于东京成立的兴亚会。本论文欲从日本现存资料着手进行剔抉爬梳,就其交流活动作一探讨。

近代日本的天皇制度——以其制度性特征为中心

我是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我叫岛善高,我在这数年中,致力于日本近代法制史的研究,并且对中日关系也很感兴趣。以前我以'副岛种臣与李鸿章——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②为题,发表过文章。这次为了参观与李鸿章相关的遗迹而来到天津。当我接受日本研究院演讲的邀请时,我想就李鸿章来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