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落第制度研究》读后

一科举制度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甚至形成了“科举学”这一专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可是,关于科举落第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还有不少空白点。科举制度自隋朝正式确立至清末废除,共存在了约1300年,其中科举落第者远远多于中式者。可是学界对自隋朝至清末的科举落第研究,非常有限。贺晓燕《清代科举落第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清代科举落第制度,填补了清代科举研究的一项空白。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清代科举世家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文献考述

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是中州科举望族。明季以来,河南固始吴氏家族科举仕进、代有闻人。该族文化底蕴深厚,族谱、家乘皆修,族内多人留有著述,但存佚情况不明。经考可知,其族谱、家乘乃至庄规皆存,族中至少15人有著述行世,著(辑)书总书目50余种,今存约30种。这些文献在推动状元吴其濬相关研究、钩稽新的仕宦交游网络、补地方史志之缺、辑时人文集之佚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科举停废后童生、生员的多种出路和选择——以四川南部县为例的考察

停废科举是清季制度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为缓解停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士心震荡,清廷尽可能多地为身处科名底层的童生、生员安排出路,如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出台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等。在四川南部县,童生和生员还有从事新政公务、私塾教读等出路可供选择,且童生还能通过获取“训生”的方式来弥补旧学功名缺失的遗憾。此外,清廷及各直省地方在学堂入学和科举善后考试中亦多有变通,为年龄较大的童生、生员以及转习新学成绩不佳者宽谋出路。然而,由于清廷对学堂、科举二途的理想化预设,低估了“科举情节”的影响力,加上忽略州县公务对解决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出路的重要作用等因素,出路过多也带来诸多问题并引发系列乱象。这不仅影响清廷疏通旧学之成效,也给新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失之于“多”的科举善后举措,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亦有镜鉴与启迪意义。

“辽学”新探——清初汉族王公科举特权小考

在清初特定的历史形势下,统治者为照顾吴三桂等汉族王公及其属人在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权益,特地设立“辽学”。随着汉族王公在顺治年间纷纷建藩出镇,以及清初科举考试“另编字号,定额录取”制度的成熟与细化,“辽学”所呈现出来的具体面貌不断发生变化。其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藩下附学向汉军看齐,最终并轨;永平“辽学”向民间靠拢,最终消亡。对于“辽学”兴衰过程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族王公及其属人这一群体在清初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力。

科举制度如何推动唐代文学发展——评《唐代科举与文学》

唐代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尤其是唐代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唐代文学得以繁荣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稳定、经济高涨等因素以外,科举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极为重要。唐代以诗赋取士以及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是唐代文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笔者在主持2023年度河北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地域文学视域下的唐代赵郡李氏家族文学研究”(项目编号:HBU2023BS012)过程中,研读了傅璇琮先生撰写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该书通过科举展示了唐代文人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进而探索了唐代文学的发展风貌。

《歧路灯》科举文化背景下的塾师群体

清代小说《歧路灯》以明嘉靖为故事背景,里面刻画了四名塾师形象。受明清科举文化的影响,他们展现出不同的教学方式:有打好经史基础再学习写文章;有直接背诵并仿写八股范文;有借鉴小说的“代言”手法。同时,他们又是明清塾师群体的典型代表,呈现出塾师在生存和理想之间的不同状态和取舍:科举未通达前的谋生首选;科举崇拜推动对功名的追求;疏离科举后的生存状貌。

中国科举博物馆文化符号在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科举博物馆携带着丰富的科举文化符号,但此类文化符号应用在设计中却出现同质化、缺乏创新等问题。因此,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文物载体这三个层面入手,挖掘其中的科举文化符号,并提炼科举文化文创设计的创意来源,推进设计实践,从而帮助提升中国科举博物馆文创的文化性、地域独特性、审美性设计,促进传统科举文化在设计中的创新传承。

晚清英汉、汉英双语词典对科举知识的互解与再构

晚清时期,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编纂的70余部英汉、汉英双语词典,收录创建了大量科举知识词条,对科举知识进行了对译互解与知识再构。从词汇语体内容看,主要涉及科举书面语核心术语、科举口语、科举俗语及谚语知识;从科举教育知识结构来看,则主要包含了科第制度、科举考试内容及方法过程、科举学校教育、科举典籍及规程、科举习俗知识等内容。在对科举知识核心词汇的译介上,表现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初两个阶段词汇量集中增多的历时性特点。这批双语词典,主要采用普通词条式、创建文化语境融入式、单列模块专题式等三种形式译介科举知识,从而从日常化知识浅描、制度化知识重描、结构性知识深描的体系结构构建科举知识网络系统。在具体译介方法上,则主要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形式。这批双语词典,整体上对外展示了科举核心知识、运作机制与科考功能,在传播和普及科举知识方面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成为认知科举制的窗口,也形塑了中国科举教育知识意涵与形象。

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

清代举业极盛,读书人追捧仕进,官学教师普遍被认为逐官轻学,忽视教育本职。本文从与清代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考核与升迁制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官学教师的考核需对标统一的文官标准,并符合专门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代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其次,官学教师的升迁深受科举身份影响,由于多选择外升,且晋升空间狭窄,限制了教师职业的长期发展。再次,官学教师的升迁制度存在非公正性、滞后性,间接损害了教师职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后,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与升迁系统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延展性,是职业发展渠道不畅通的原因所在。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升迁制度对当今的教师评价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元代科举兴废与畿辅文坛重构

元朝科举的废兴,直接或间接决定了畿辅地区文坛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元朝前期长时间科举不行,士人无法通过科举渠道入仕,从而造就大批优秀的书会才人,由此带来畿辅戏剧的繁荣;延祐开科使得士气复振,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畿辅文坛的主体,传统诗文创作逐渐趋于雅正化;后期科举的再废再复使得人心动荡,畿辅文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科举的实施情况,不仅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态,也影响了文人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表现方式,畿辅词曲尤其杂剧走在全国通俗文学的前列,诗文在崇古文和尚科艺的较量中也呈现多元化文学面貌。

科举制度与儒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奈良、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时期。大化改新以降,大和政权以中国的律令制度为范本加强专制王权,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日本大学寮和国学是律令社会培养国家实务官僚的教育机关,以中国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施行科举,登用律令官僚。儒学上升为贵族社会的普遍教养,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儒学的兴起又推动了社会道德教化的发展。

权力话语视阈下《牡丹亭》科举文化词汇翻译——以白之译本为例

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既是权力实施的工具,又是获得权力的关键。翻译文本作为话语符号系统的表现方式之一,为权力所制约。本研究对白之的《牡丹亭》全译本中的科举文化词汇译例进行分析,认为译者受其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未能勾勒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真实相貌,进而影响了科举文化的权力话语的建立。本研究旨在为译介作品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力话语研究提供启示。

翰林院与科举的双向互动

翰林院因科举而起,也随科举而亡。在唐之时,翰林出身并无限制,扩大了科举取士范围。两宋以还,翰林多由科举出身,尤以进士为主。逮至明代,始对新科进士进行馆选考试,遂有庶吉士制度。清代沿用明制,进一步完善,而有“朝考”“大考”之制。翰林之设,原是“天子私人”,实现科举分流。唐宋先官后选,极大地发挥了翰林的才能与效用。明清则先选后官,注重辞章习写,放大了翰林的词臣本色,枵腹之徒充斥其间,反噬了它存在的功用与价值。究之根本,翰林制度是帝王用以制衡、集权的工具,借此笼络士心,为己所用;士子则视其为青云之梯,奔竞不止。这种双向的互动,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正负影响亦呈殊别。

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要素分析——以师友与科举为中心

师友和科举等外部要素是推动明朝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的有生力量。明代云南文学家族重视择师择友之道,不仅注重家族内部直系亲属的直接教育,还会选择学识渊博或在社会和官场中有影响力的人为师为友。师友可以增强家族势力,使文学家族在知名度上得到提升,扩大了家族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科举制度是文学家族形成和延续家族人才链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指引文学家族对时文的取法,影响文学家族的兴衰,文学家族通过一定文化积淀抵制科举带来的消极影响。师友与科举对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时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家族人员选择名师以提升自身文学素质;地域空间内重要人物对于文学家族形成和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动态视域下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对文学家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立足当下学术语境,师友与科举可谓研究明代云南文学家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问题视域的两个关节之处。

论明清科举后场的“拟古”文

明代科举试图培养士子经世致用精神,故在首场八股之后,试以制、诰、诏、表、启等公务文体。后场“拟古”命题一般出自史传,要求士子带入古人语气作文。应举者不仅须揣摩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需要掌握先秦古文的博大典赡,学习六朝骈体的富艳精工,具备拟作各类公务文字的能力。“拟古”以虚构形式,将史传的依据材料进行了还原,是对史传的逆向性解读,故颇受士子喜爱。明末清初时代风云变幻,“拟古”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时政干预功能和科举改良的进步意义。清代科场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后场“拟古”已难以作为人才选拔标准。乾隆时期以试律取代实用性文体,促使“拟古”淡出了主流文章写作的视野。

赋可补史:黄庭坚两篇不明律赋与北宋科举及试赋的双向互证

今存黄庭坚律赋仅有两篇,即《位一天下之动赋》和《春秋元气正天端赋》,见《山谷别集》,惟黄?《山谷年谱》及今人皆未系年,后人亦几无论之者。采用双向互证的方法,一方面可从北宋科举试赋推测二赋撰作年代,并按律赋体例对之略加评骘;另一方面可反过来从二赋引证、反证与廓清长期以来有关北宋科举试赋的若干成说。

科举、选本与思想史——以南宋最后百年为中心

南宋最后百年用于举业的文章选本编纂史表明,策论写作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策论类文章选本鲜明的学术特色,呈现出思想传统在科举场域下的发展脉络,即“永嘉”与道学的分歧对抗到“永嘉”融入道学的过程。道学在科举场域的权威地位,融入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对之前占据科举场域的永嘉学术的批评、朝廷和考官的态度变化以及书商、考生等多种社会角色的正面回应。科举场域对拓展后的道学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

缺席但在场:清代闺秀诗歌中的科举书写

研读清代闺秀的诗歌可以发现,女性在科举中呈现了缺席但在场的状态。首先,闺秀是科举文化再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她们内化了官方的科举文化观念,对男子应考多有督促;她们也是科举政治与社会再生产的间接受众,因性别身份限制深感才华之累与家计之难。其次,闺秀的文学创作表明她们承担了为应考男性亲属提供情绪抚慰的责任,社会文化规训与家庭性别分工影响了她们的言说策略。从试帖诗创作可见,闺秀将属于男性的功令文体为己所用,彰显自身性别意识。再次,在清代男性文人的凝视下,闺秀的文学创作被视为逃避科名压力、寄托个人理想的文化载体,但若借助女性的自主书写回眸凝视,则可见科举制度正是促进才女文化兴起的因素之一。最后,科举时代闺秀们面临的困境与展现的自主性,对于当下如何以教育进一步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的全面发展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