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狐白》的作伪看晚明科举用书刻印的流弊

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庄子狐白》一书为海内外唯一孤本,严灵峰先生将其收入在《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内,并认为书内所引汤宾尹的评语可备一家之言。笔者却发现此书应是书坊杂抄众书、拼装而成的书肆陋本,而从此书也可见晚明科举用书刊刻时作伪的流弊。

宋代“御戎论”的传播与意义——从科举用书谈起

宋代中国是古代中国重塑对外秩序的重要时期,政治格局的改变无疑影响了宋代精英士人的对外思想与理念。本文将讨论的是,上层精英对政治局势的直接讨论,如何经由科举制度及其衍生品科举用书,使得在政治新形势下产生的现实主义对外观念与传统世界秩序理念一同成为一般知识阶层的知识与观念,并且如何参与重塑宋代中国人知识与思想中的世界秩序。

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出版业都特别发达。科举考试用书在出版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市场上不仅充斥着首场八股文范本和写作技法类的图书,而且还有大量二、三场考试的范本和答题技巧的图书,这些图书大多数都是书坊刊刻,是纯粹的商业行为。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出版乃至泛滥削弱了官方对科举考试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对促进商业出版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浅析多层次实践主体下传统社会科举用书的版式

书籍作为知识与思想的物质载体,反映社会文化的变化和演进,折射出时代的集体人格和具体面貌。明代中后期,随着书籍出版业的空前繁荣,科举用书大行其道。嘉靖年间,李濂曾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在日趋模式化和规范化的科举考试影响下,作为目标人群的读书人深度参与书籍事业。本课题以科举用书的版式作为研究对象,浅析多层次实践主体参与的书籍整体设计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与学术文化等关系很密切 ,本文探讨明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主要从书籍出版入手。认为科举用书的出版是文学选本繁荣的原因之一 ,科举还影响到明代文学理论 ,突出表现在评点批评方面。最后论述了明代文学流派众多 。

国家图书馆藏《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价值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四十卷,虽系坊肆编刻的科举用书,但它处于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原本到《宋名臣言行录》版本演变过程的中间时期,展示了学界此前尚不了解的版本复杂性。《八朝名臣言行录》问世后不仅有“纂要本”,更有如《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这样的坊间增补本,更已开启了续补南宋部分的先河。同时,它又是一部罕见的专门反映宋代史事的科举用书,其编纂过程与体例均体现了坊肆书商对科举考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透露了举子应考的心理特点,是研究南宋科举的重要材料。

北京師範大學藏《新鎸張閣老進呈經筵詩經直解》輯著者與其書性質辨析

《新鎸張閣老進呈經筵詩經直解》僅存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孤本,學者將其點校附以注釋、今譯,更名爲《張居正講評詩經皇家讀本》出版,收入張居正講評系列中,以爲此乃張居正輯著,供君王經筵講習所用之'皇家讀本'。本論文梳理張居正萬曆九年、十年之生存狀況,據奏疏釐清萬曆十年經筵講習内容,考察王枚所作序及《新鎸張閣老進呈經筵詩經直解》一書透露之訊息,判定此書非張居正所輯著,應爲一部明末以後所刊印之科舉用書。故上欄頻見擬題、破題及過往鄉、會試曾出題之標注,解説詩篇繁簡亦扣緊出題應試之需。並附詩柄,串講採代言之口吻,多以長股對行文,皆可見此書確爲輔助士子備考之科舉用書而非經筵講義。接續探討此書之源頭,經核校,應抄襲自萬曆二十五年之際纂刻之《明朝張柱國發刻駱會魁家傳葩經講意金石節奏》,且據序末署名王枚,考其生平,推測《新鎸張閣老進呈經筵詩經直解》應非明刊本,而是清初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