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取士”与汉代用人标准

汉代的"四科取士"在严格意义上是公府辟召的标准,但在某种引申意义上却可视为汉代的总体选官标准。它包含着儒法两家不同的政治理念,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的不同入仕标准以及儒生与文吏的斗争和融合。

南明隆武朝开科取士钩沉

科举制自形成以来,开科取士成为历朝统治者注重"文事"的主要内容之一。南明隆武小朝廷亦开科取士,隆武帝在即位不久就设储贤馆以延揽人才;隆武元年十一月的考试,隆武帝亲自临轩策问;隆武二年五月,又廷试贡生,取十二名为萃士,这是隆武帝的创新;隆武二年六月,又在福京举行乡试,取士百余名。六月乡试结束不久,八月朱聿键被清兵杀害。南明隆武朝廷的开科取士,反映出科举文化对古代王朝的深刻影响。

开科取士——廖伯康谈重庆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20世纪80年代,重庆进行了一场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与此同时,重庆党政机构的设置和各级干部的选拔也同时推进。我曾经说过:"改革的突破在体制,改革的成败在人才。得才者胜,失才者败。"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重庆在综合改革试点中走出了一条路子。

“开科取士——清代科举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

2011年11月8日下午,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上海嘉定博物馆合办的'开科取士——清代科举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开幕典礼。香港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太平绅士、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姚强先生、香港历史博物馆咨询委员会主席伍步谦博士、上海市嘉定博物馆副馆长邵辉女士、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秘书长唐创时博士以及香港历史博物馆署理总馆长邱小金女士等沪港两地来宾出席了开幕活动。许晓晖太平绅士致辞表示,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盛于唐宋,及至明清已发展成熟.

秀才

秀才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原本并非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秀才与孝廉一起成为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种优秀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为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秀才。至隋朝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最初也称为取秀才,这时的秀才成了考中功名者的称呼。唐朝初期,科举考试中设立秀才科,刚开始时秀才科第最高,因为要求非常高,很少有人敢于问津。

《儒林外史》对于科举的基本立场

自隋唐实行设科取士制度,迄于清廷宣布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国社会延续了一千余年。其间,对这一制度的争论也一直相伴随。但至少在近代社会以前,这些争论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主张废除它。虽然元代一度停开科举数十年,但也并非是由于科举制度自身的原因所致。到了近代,尤其是晚清,对科举取士制度进行声讨并主张废除它的声音才开始出现并越来越强。

柳永年谱稿(下)

仁宗景祐元年(1034),柳永五十一岁。仁宗亲政后,立疏刘太后亲信旧臣,起用曾奏请太后还政而遭到排斥的名臣范仲淹、宋绶等人,于时“中外大悦”(见《宋史·仁宗本纪》),似有更新政局的气象,这对久不见用于真宗、刘后的柳永当受到很大的鼓午。同时仁宗为了延揽声誉、笼络士子,决定扩大开科取士名额,且又特开“恩科”,泽惠于历届科场沉沦之士,对他们录取,格外放宽尺度。从而使柳永再一次萌发了参加本年试举的念头。

唐诗与音乐

从唐朝建立至安史之乱以前(公元618年至763年)的一百多年间,由于政治相对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生活的繁荣。以诗赋开科取士,更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兴盛与普及。 诗歌发展到唐代,新创成一种有严格格律和固定型式的“律诗”与“绝句”。唐人为了区别于其他诗体,便把这以前的传统诗体称为“古体”或“古诗”,而把律诗与绝句称做“近体”或“今体”。此后,文学史上便一直沿用“古体”、“近体”的称谓。两者的实际区别在于:前者(古体)无一定格律,篇幅可短可长,显得很自由。后者(近体)

越南科举制的产生和发展

产生于十一世纪越南封建社会中的越南科举制,是在汉文化影响下孳乳成长的。而科举制的建立又促进了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影响了越南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本文试就越南科举制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以就正于学术界前辈和同志们。

东汉魏晋用人思想的变化

东汉魏晋时期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都发生了变革和变化,用人思想亦随着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仅就亲贤、德才和名实关系等三个问题,说明这一时期用人思想的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变化的社会原因。

明清的考场——贡院

在北京地名中,有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贡院西街、贡院东街。北京市档案局、档案馆便座落在贡院西街。贡院就是考场。自明代始封建皇帝在这里开科取士,“邦国举贤者于王”因得名,是我国最高封建统治阶层选拔人才的地方。贡院座落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元、明时期属明时坊,乾隆时属正蓝旗。

古代朝鲜和越南的科举制

据史书及一些史料笔记载:朝鲜、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又名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曾在本国实行过开科取士的选官制度。 吴晗编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前编卷上(第17页):高丽恭愍王庚戌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三年即1370年)“六月……辛巳,帝(明太祖)封诸子……又遣侍仪舍人卜谦来颁科举程式。诏曰:‘……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今朕统一中国。

四川状元之乡—阆中

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进士科廷试第一名,是当时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最高荣誉。考中状元即称＂独占鳌头＂、＂大魁天下＂,天子赐诗,礼部赴宴,身着锦袍,打马游街,故里建坊,最为风光。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22年）开科取士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的1300多年间,全国历代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举子多达几百万人,而荣登金字塔尖顶的文科状元不过608人。

从清宫档案谈最大的科场舞弊案

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因为科场舞弊案被杀的官员士子不计其数,但其中职位最高的要算是清朝的柏俊了.柏俊是咸丰朝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位当宰相,官至人臣极鼎.现根据清官档案,对这一震惊晚清朝野的科场舞弊案略作粗浅概述。

论北宋政治对陈祥道《礼书》创作之影响

陈祥道《礼书》虽为私人撰述,但是其由创作到最后成书,都受到当时政治的深刻影响。北宋礼制改革奖掖精研礼学者,并且对于进献礼典者有升迁官职的奖励,为陈祥道创作《礼书》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王安石变法迫切需要一部礼典来统一思想,陈祥道作为王安石门人,变法为其创作《礼书》提供了契机。司马光推出的"十科取士"政策要求举荐人才,并且有举荐指标,许将、范祖禹之举荐,直接促成了《礼书》由一百卷扩充到一百五十卷,最终定稿。

示范效应:江南士人考中顺治丁亥科进士探赜

明清易鼎巨变后,清廷迅速地以开科取士的方式选拔具有治理广大新增疆域能力的人才,并借此权术运用努力地去瓦解内部较为稳固的江南抗清士人群体。在顺治朝的历次科考中,以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最具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亦即呈现出较为普遍的示范效应。在丁亥科之后,清廷录取进士中江南籍的占比逐渐攀高,其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分布情形也更趋合理,而其在具有风向标性质的一甲之中也时常会出现状元、榜眼、探花。正是凭借着开科取士的攻心之策,顺治帝最终完成了对江南士人群体的分化。换言之,聚焦具有分水岭特征的丁亥科取士,可观照出清廷帝王与江南士人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演进趋势。

三元及第陈继昌

桂林王城东门的城楼上有一块碑匾,上书"三元及第"四个大字。何谓三元及第?这是科举时代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斩将,连中解元、会元、状元的士子的最高荣誉。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历朝历代一千三百年间,连中三元的仅十三人,包括中原的省份在内,每个省都摊不到一个。而地处偏远的广西,竟然占了两名。这就不难解释,当今国内外的游人,在观瞻那块"三元及第"碑的时候,要生出一片高山仰止的感慨了。

“学而优则仕”管见

“学而优则仕”本是孔子的高足弟子子夏提出的。对于它的本义,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以朱熹为代表。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把“优”训为“有余力”,把“仕”训为“事”,于是“学而优则仕”就被解释为“学习了,有余力要去做事”。第二种看法,把“优”看作“优异”,把“仕”看作“从政做官”,于是“学而优则仕”,就被理解为“学习优异的可以从政做官”。持前一种看法的人,指责后一种看法是“望文生训”。但他们也承认后一种看法已在历史上通行下来,因而有些“积非成是”了。这里姑不论朱熹的解释是否合乎本义和情理,但既然后一种看法已经“积非成是”,那么,在讨论“学而优则仕”这个命题的历史作用时,就不能离开这种“积非成是”的历史状况。因此,本文无意对“学而优则仕”的本义再行考证,而是在承认、面对并尊重所谓“积非成是”的历史状况的基础上,试图从我国吏治沿革的角度,对“学而优则仕”作一些新的探讨。不对之处,敬讫指教。

《窦娥冤》的理想化色彩

读《感天动地窦娥冤》,从中可以窥见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朝社会高利贷盘剥,流氓地痞横行,吏治(?)败,人民有冤无处伸的黑暗现实,正是在这样社会背景下,剧中塑造了窦天章擿奸发覆,为主人公窦娥平反昭雪的清官形象,必然要带有剧作家关汉卿个人理想化色彩。首先表现在窦天章仕途方面。据考,元政府不行科举长达78年之久,断绝了下层知识分子仕进之路。即使开科取士,汉人也仅占录用人数万分之一、二。元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

潮州状元林大钦和他的诗

林大钦(1511——1546)明代海阳县东莆都(今潮州市金石镇)人,字敬夫,号东莆,嘉靖壬辰(1532)科状元,时年二十二岁,是明代潮州唯一的文状元(明代状元共九十人.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广东出过九位文状元).他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为官三年,二十五岁便辞官归里,著书讲学,三十六岁病卒于家.“天下闻而惜之”痛惜他“其年弗永,勋业未就”①而夭折,王世贞《艺苑巵言》卷八称之为“兰摧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