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及其“停科”效应研究

清季议改与议废科举的知识群体,尚有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这些应试士子并非惯常认为的仅是被动和消极接受相关政令,而是以科场书写的方式参与到科举改废进程当中。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出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不仅客观配合督抚科举“减额”提议的落地生根,其效应还延续至科举废除之后,具有超越科场本身并在远端触及政治决策和社会思想的言外之用。

丁酉科场案遣戍者的文学情感

因丁酉科场案牵涉而遣戍东北的南方士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方拱乾《何陋居集》与吴兆骞《秋笳集》较为重要,生动地反映了浓郁的文学情感。两部诗集反映了恶劣的遣戍路程与简朴的遣戍生活,表达了不平于遭遇的苦闷情感,寄托思乡忧情。吴兆骞流放生涯更长,是清代东北边塞诗人的代表之一,诗风艳丽,感情浓烈,对东北壮丽山川赞美有加,但也不乏战事环境下的豪壮之情。方拱乾与吴兆骞诗歌创作有一定相似性,遭遇挫折仍旧怀有乐观向上豁达的人生观,都擅长运用对比描写,感情细腻,内容充实,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从“枪手”看清代科场枪替活动的市场化倾向

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舞弊方式之一。枪替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风尚习俗相互影响 ,乃至出现了较显著的市场化倾向。乾隆年间是枪替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雇倩枪手作弊现象在童试和岁科试中更具普遍性。

唐代科场弊病略论——以中晚唐数次科场案为例

唐代科举制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公平合理的,但也存在某些弊病,尤以中晚唐为突出。从这一时期的六次科场案,我们可以看到科场上存在着奔竞钻营、受贿请托、试官判卷取人不公、名人权势人物的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而这些弊病的产生,与当时的公荐、通榜、等第、试卷不糊名等科举措施有很大关系。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与查为仁乡试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顺天乡试解元查为仁科场案,历来众说纷纭。新出土的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则揭示出了此案的真相。查为仁乡试科场案系由其父查日乾的冒险和投机的性格所造成。查日乾约请举人邵坡代作文章,贿买书办,传递文章进入考场。查为仁因作弊心虚误书卷面籍贯而被查出。

科举学的法律视角——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研究科举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为科举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新的内容与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实现对科举制度的客观与全面的评价。科举法所体现出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可操作性、重刑主义与分类治理的思想以及在法意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举法制的基本价值。而科举法制与科举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却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也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法制建设与考试制度、考试治理的地位与关系。

从对戊午科场案的差异性理解看晚清社会心态

戊午科场案是晚清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化事件,在各类文献中均有记录。然而,在史学、舆论和文学中,科场案呈现了不同的样貌,时人对此案的差异性理解折射出晚清多样的社会心态。史学文献记录了戊午科场案原委,皇帝与朝臣处于一种激进与保守的对抗心态中。舆论把科场案改写成一个奸臣陷害忠良的故事,对危局茫然无感,呈现出保守且矛盾的社会心态。文学中,小说复制了舆论的判断,而诗歌却呈现了不同的面貌,严肃科举、整顿吏治、悲悯于生命的消逝,这些是书写戊午案的诗歌的共同主题,反映出诗人对儒家道义的自觉守护。

清朝皇帝:严厉打击科场作弊

清代对科场作弊的打击力度远远超过以前各朝:一是惩处至为严厉。隋唐宋明各朝对科场作弊的士子只不过处以停考或流放边地,考官顶多是降级革职,在清代则往往是杀头之罪,而且是斩立决,这点尤其是在清朝前期执行得十分坚决。二是惩处制度化。以往各朝大多对科场作弊的个案处理灵活性较大,到了清代就形成了具体的《钦定科场条例》,内容十分详细。

论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兼论牛李党争之发端与影响

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是唐代科举考试中最大的一次科场案,引发了牛李党争。笔者认为史书中所谓的"权幸"实乃吐突承璀,并非李吉甫。牛僧孺对策比较委婉,此次科场案并非由其"苦诋"时政引起,而是朝中抵制削藩势力和倒宰相李吉甫势力,借题发挥,迫使李吉甫罢相,贬谪考官、复试官。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等也因此声名鹊起,后来依附于李逢吉、萧仿等朝中反对削藩势力,位至宰相,并聚集了一批多为科举出身的政见相同者形成牛党,在仕进和藩镇问题上,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相互抵牾数十年,直接影响了政局稳定与皇权的巩固。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宋代科举与理学——兼论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

理学在南宋初开始介入科举考试,但后来备受秦桧的压制,到孝宗时才得到较大发展,而在“庆元党禁”中又遭到沉重的打击,一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宁宗后期,特别是大倡理学的宋理宗时代,理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登上了统治阶级官方学术的宝座,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全面影响到时文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下启元、明两代。宋代科举考试中理学地位和影响的起伏消长,说明科举与官僚政治及学术思想领域的斗争,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始终是连带互动的;而代表封建社会后期学术发展方向的理学,迟早要占领阵地。

弘治己未科场案真相再探

弘治己未科场案改变了唐寅的人生轨迹和创作道路,对其真相的探索成为唐寅研究和科举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明孝宗实录》大致完整地记载了科场案审理的过程,弘治帝出于维护老师程敏政的目的插手了案件的调查,从而引出了科道官员要求公论与皇帝满足私心之间的博弈。尽管此案以双方妥协的方式了结,但对审理内幕知之甚少的唐寅、徐经二人却始终觉得自己遭受了迫害而含冤衔恨。与程敏政确有私下往来的徐、唐二人正好遇到了初出仕途有志"杜私门"的华,于是才有了那场轰动一时的科场案。

从科场魁元到学界泰斗——张謇兴教生涯考察

张謇是中国近代从科举营垒中叛杀出来的伟大教育家。他经过30年艰辛拼搏登上了科举制度的峰巅,这正好为他从教育的功能与地位、培养目标、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业与教育的关系、教师与师范的地位、学校管理、教育发展规律等方面阐发新的教育思想,并最终创立新的教育体系准备了条件。而他之所以能从旧教育的科场魁元转变为新教育的学界泰斗,是因为他勇于并善于顺应时代潮流、实业先行、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和循序渐进的结果。考察张謇25年的兴教生涯,可以为今天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教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明清小说科场舞弊现象之文化透视——以官场与科场关系为中心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一直是知识分子极为重视的问题。文学作品对科举考试的关注也非常多,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小说,集中反映了官员对科举考试直接或侧面的干预,"科场"中师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以及考场上各种不同的舞弊现象。明清小说对科举的反映,再现了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下科举考试的真实状貌。不同小说多视角的叙述,又构成了对于历史事件不同面相的叙述与补充,体现了小说作者对时代历史情境的认知与建构,亦包含着小说作者对个体命运的思考。由此也可以看到,社会衰败、官场黑暗是导致科举走向穷途末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颇多争论,争论双方都各持一词,缺乏对影响科场评卷诸要素以及评阅过程的系统分析。由于评卷与录取是一个系统过程,在人为评阅过程中,评阅时间、评阅人员、评阅标准、试卷本身等都是制约评卷的因素,上述因素相互制约,不断变化,对评卷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录取标准。

中原文化在唐代科场诗赋中的体现

中原文化在唐代科场诗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道家文化出现在诗赋中不仅与李唐尊奉老子为远祖有关,还与道家文化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以及君主本人好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河图洛书具有标志性意义,以之为题一来表明对文化英雄的礼赞,二来表明对儒家文化的奉行,最后更是渴望取法圣人化成天下的智慧。金谷园作为历史盛衰的文化符号,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历史悲剧的慨叹和对历史教训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