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弘治十二年春闱案看科场押题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直至明朝,舞弊事件仍旧层出不穷,并不能做到选拔人才的绝对公平。弘治己未春闱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舞弊案,其以风闻立案,且并未有实证证明涉案人员唐寅舞弊,依据供词可见的是唐寅求其老师会试之前押题的可能性较大。押题这种行为,在现代也屡见不鲜,其并不可取,对于师生双方都是一种带有侥幸性质的投机行为。

从弘治十二年春闱案看科场押题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直至明朝舞弊事件仍旧层出不穷,并不能做到选拔人才的绝对公平。不过,弘文已未春闱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舞弊案,其以风闻立案,且并未有实证证明涉案人员唐寅舞弊,依据供词可见的是唐寅求其老师会试之前押题可能性较大。押题这种行为,在现代也屡见不鲜,其并不可取,对于师生双方都是一种带有侥幸性质的投机行为。

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及其“停科”效应研究

清季议改与议废科举的知识群体,尚有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这些应试士子并非惯常认为的仅是被动和消极接受相关政令,而是以科场书写的方式参与到科举改废进程当中。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出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不仅客观配合督抚科举“减额”提议的落地生根,其效应还延续至科举废除之后,具有超越科场本身并在远端触及政治决策和社会思想的言外之用。

丁酉科场案遣戍者的文学情感

因丁酉科场案牵涉而遣戍东北的南方士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方拱乾《何陋居集》与吴兆骞《秋笳集》较为重要,生动地反映了浓郁的文学情感。两部诗集反映了恶劣的遣戍路程与简朴的遣戍生活,表达了不平于遭遇的苦闷情感,寄托思乡忧情。吴兆骞流放生涯更长,是清代东北边塞诗人的代表之一,诗风艳丽,感情浓烈,对东北壮丽山川赞美有加,但也不乏战事环境下的豪壮之情。方拱乾与吴兆骞诗歌创作有一定相似性,遭遇挫折仍旧怀有乐观向上豁达的人生观,都擅长运用对比描写,感情细腻,内容充实,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从“枪手”看清代科场枪替活动的市场化倾向

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舞弊方式之一。枪替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风尚习俗相互影响 ,乃至出现了较显著的市场化倾向。乾隆年间是枪替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雇倩枪手作弊现象在童试和岁科试中更具普遍性。

唐代科场弊病略论——以中晚唐数次科场案为例

唐代科举制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公平合理的,但也存在某些弊病,尤以中晚唐为突出。从这一时期的六次科场案,我们可以看到科场上存在着奔竞钻营、受贿请托、试官判卷取人不公、名人权势人物的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而这些弊病的产生,与当时的公荐、通榜、等第、试卷不糊名等科举措施有很大关系。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抡才”何以“大典”:明代科举经费的编征与演变

科举制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与国家财政转型,其运作内容与成本逐渐以折银的方式加以呈现,主要体现在宾兴与科场两个方面。通过对浙江“均平法”改革的考察可知,明代地方宾兴经费的变化,存在着扩张与紧缩并行的趋势,不同名目之间,编征的标准亦不统一,经费在定额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小的“浮额”。科场供应在货币化的同时,始终无法摆脱“役”的形式,并有重役转向重费的趋势。随着明末国家危机的加深,科举经费逐渐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于科举制,在肯定其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时,也需注意其产生的社会成本。

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

晚清科场考官是主宰科举考试风气的要角,突出代表者即为张之洞。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考官,不仅注重首场文体的醇正,而且重视二、三场文体的命题和取士,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科场的古雅风气。此后,他又在湖北学政任内倡导经解之学,开办新式书院,成为晚清学风转向的关键。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出任科场考官之际,选编《江汉炳灵集》、《轩语》等科场书,在论文论学方面侧重教士而非讲学,对各类科举文体逐一指示门径,既便于初学者揣摩捷径,又能为中上之才说法,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与科场风气互动影响的新局面。

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与查为仁乡试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顺天乡试解元查为仁科场案,历来众说纷纭。新出土的杭世骏佚文《查莲坡墓志铭》则揭示出了此案的真相。查为仁乡试科场案系由其父查日乾的冒险和投机的性格所造成。查日乾约请举人邵坡代作文章,贿买书办,传递文章进入考场。查为仁因作弊心虚误书卷面籍贯而被查出。

科举学的法律视角——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研究科举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为科举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新的内容与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实现对科举制度的客观与全面的评价。科举法所体现出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可操作性、重刑主义与分类治理的思想以及在法意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举法制的基本价值。而科举法制与科举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却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也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法制建设与考试制度、考试治理的地位与关系。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从对戊午科场案的差异性理解看晚清社会心态

戊午科场案是晚清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化事件,在各类文献中均有记录。然而,在史学、舆论和文学中,科场案呈现了不同的样貌,时人对此案的差异性理解折射出晚清多样的社会心态。史学文献记录了戊午科场案原委,皇帝与朝臣处于一种激进与保守的对抗心态中。舆论把科场案改写成一个奸臣陷害忠良的故事,对危局茫然无感,呈现出保守且矛盾的社会心态。文学中,小说复制了舆论的判断,而诗歌却呈现了不同的面貌,严肃科举、整顿吏治、悲悯于生命的消逝,这些是书写戊午案的诗歌的共同主题,反映出诗人对儒家道义的自觉守护。

清朝皇帝:严厉打击科场作弊

清代对科场作弊的打击力度远远超过以前各朝:一是惩处至为严厉。隋唐宋明各朝对科场作弊的士子只不过处以停考或流放边地,考官顶多是降级革职,在清代则往往是杀头之罪,而且是斩立决,这点尤其是在清朝前期执行得十分坚决。二是惩处制度化。以往各朝大多对科场作弊的个案处理灵活性较大,到了清代就形成了具体的《钦定科场条例》,内容十分详细。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舞弊与反舞弊

在传统中国，科举制是隋唐以后历代专制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僚作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既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拥有法律上的种种特权，更可以权谋私、索贿发财聚敛财富。这样，科举制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考试、功名与利禄捆为一体...

论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兼论牛李党争之发端与影响

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是唐代科举考试中最大的一次科场案,引发了牛李党争。笔者认为史书中所谓的"权幸"实乃吐突承璀,并非李吉甫。牛僧孺对策比较委婉,此次科场案并非由其"苦诋"时政引起,而是朝中抵制削藩势力和倒宰相李吉甫势力,借题发挥,迫使李吉甫罢相,贬谪考官、复试官。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等也因此声名鹊起,后来依附于李逢吉、萧仿等朝中反对削藩势力,位至宰相,并聚集了一批多为科举出身的政见相同者形成牛党,在仕进和藩镇问题上,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相互抵牾数十年,直接影响了政局稳定与皇权的巩固。

清代的科举制度探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比较成熟、完备的考试选官制度,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原则,如:“择优录取”,应试者基本上不受门第、家世、地位的限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考试权力,将读书、应试、做官有机地融为一体,等等,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制度在其创立(隋朝)和发展(唐朝、宋朝)时期,对封建社会的进步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明代,科举制度已经是渐趋腐朽,弊多利少了;到清代,科举制度更是腐朽透顶,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完全成了历史的反动,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