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策接口(SPI)的基本特征和研究实践

[目的/意义]科学研究应充分参与和有效支撑政策制定已成为共识,但从认知到实践,却仍然存在知识结构、沟通渠道、流程规范等阻碍因素,科学与政策接口(science-policy interfaces,SPI)为构建结构良好的科学和政策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方法/过程]通过文献调研探究SPI的基本特征和发展现状,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和概念内涵,基于SPI核心要素和关系模式分析对其运作方式进行阐释,以影响广泛的2项实践案例剖析SPI的具体实现效果和价值。[结果/结论]SPI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多种参与主体和复杂互动关系的关注,通过边界组织的信息收集和知识转化功能来弥合科研人员与政府决策者之间知识储备及需求表达的差距,将研究层次由问题描述导向至基于案例的方案预设和规则建立,与当前循证决策研究的方法和目标充分契合,从而超越了当前对科学与政策间单向互动的“线性模式”的反思研究,推动实践转变为双向可持续互动的“交互模式”或“共同生产模式”。SPI可为科学研究参与支撑政策制定的实践探索提出新的建议和发展方向,包括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工具和技能提升、文化和本土要素纳入、投资和主题指导、科学外交和多层合作等多个方面。

科学与政策相互作用视角下的南极特别保护物种制度分析

确认脆弱生态系统或需要特别保护物种,然后以此为由建立保护区,渐成为全球海洋治理中一个惯常的、符合“科学”的逻辑。在此背景下,南极特别保护物种制度在近几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基于对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会议文件的分析,本文发现部分国家试图在南极创设和实行“政策目标导向的科学治理”和“保护物种-保护区”的治理逻辑,实质改变现有的南极保护物种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区制度的附属品。中国应对这两种治理逻辑持谨慎态度,因为前者可能导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坚实科学基础上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受到冲击,后者则会使需要保护的物种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西方监管科学的源流发展: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监管科学不同于科学监管或监管理论,它是一种实用型科学,是一种用以促进政策制定的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监管科学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在公共决策中平衡科学和政治的因素,如何界定科学与政策?它们各自的边界在哪里?科学与政策是分离还是融合?这是西方监管科学自产生以来一直试图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监管科学经历了最初的分离主义,到之后的科学与政策走向融合,再到如今的划界与协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而西方监管科学实践也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本文通过对西方监管科学的发展阶段和不同实践模式进行梳理,尝试找出其中的共识,并比较各自的差异和适用范围,以此作为对中国监管科学实践启发的基础。最后,结合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和国情,试图建立现代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监管科学体系,为我国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科学循证依据,提高监管路径和工具的现代化水平,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监管新时代。

科技与政策之间的边界组织

本文在考察边界组织思想来源和概念提出的基础上,通过对已有边界组织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归纳和分析,提出科学与政策之间扩展的边界组织定义和理论分析框架,并用于分析实际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