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本文旨在用学术文本厘清徘徊在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层面的误导和误解。

贝尔纳和他的科学政治学

贝尔纳是天才的科学家,物理、化学和生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他在对英国科学传统进行总结继承和批判的同时,也对整个科学与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为了重构科学与政治的和谐,达到科学为民谋利的目的,他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板,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科学政治学研究,形成了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凸现了研究的基本纲领。但是,他的理论更多地表现在形式逻辑的论证上,未能对政治调控科学提出具体模型和方案。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

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的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国家权力要以人民为本,政治生活要服务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动。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新手段——气候科学政治化

气候问题的政治化是现在气候问题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普遍共识的罪魁祸首。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名,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行贸易保护之实,这就是气候科学被全面政治化的真相。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必须以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为依据,相互秉持诚实可信的态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才能建立一个公平、持久、有效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态度是积极的,既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更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科学政治稳定观:基于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视角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政治与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遭遇政治混乱——经济发展停滞——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循环往复的动态变迁画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要克服前进道路中的困难,战胜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就必须一方面坚持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中心工作,另一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政治稳定观,正确处理好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把保持政治稳定作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关键抉择,为经济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科学政治学视角下的美国哈佛大学STS教育研究

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为STS研究开辟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新视角,对美国大学STS教育和理论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STS中心率先实行STS教育向科学技术与政治研究范式的转向,从根本上将科技发展与政治格局置于一体,探讨理解科学技术与控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多元化的教师队伍,具有研究领域广泛、教育内容前沿、教育模式开放等特点,对于国家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提高全社会的科技伦理意识和实现科技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

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政治因素的世界里,思维形成的最终因子起源于科学,而不可避免地会终止在政治层面。科学家如果拥有如政治家一样的哲学头脑,对其研究和人生必将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沃格林《新政治科学》对现代心灵失序的诊断

沃格林对现代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的不满,与其对现代西方文明中心灵失序问题的全面检讨有关。在《新政治科学》中,沃格林开篇对韦伯的批评是他全书对现代内在主义或“灵知主义”之革命问题进行诊断的开端。由于偏离了前现代灵魂秩序中人性与神性的参与性经验,现代灵知主义的精神倾向无法给出关于实在秩序的全面表征,而只能返回信心与良知等内在维度。在这一倾向转向宗教化的激进主义实践时,必然要求一整套带有实证意涵的政治技术作为其创制新秩序的保证。这样的代表机制实则延伸到现代主权国家的法权建构原则当中,并为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提供了原型。由此,沃格林认为,从发生原因、内在机制和历史效果来看,现代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灵知主义倾向,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二面。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视域中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地位和意义的再认识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资本论》研究的第一稿,还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其地位和意义。《草稿》使马克思在科学上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推动了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发生,进而催生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独特而根本范式的形成以及整体性理论范式革命的发生。

在“田野”中发现和发展政治科学——兼评从“人类学的田野”到“田野政治学”

作为方法论的“人类学的田野”,为人类学从古典转向现代、从思辨走向科学奠定了基础、敞开了大门,形成了具有社会功能作用的“文化科学”。“田野”从与民族志撰写结为“姻亲”时起,就受到不同类型政府的支持甚至资助,“文化科学”的直接结果具有供给政府部门决策之公共功能,这是“田野”致力于政策科学的内在本能驱动之结果。一方面,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的社会公共性激活了“公共人类学”“人民的人类学”等的政治禀赋;另一方面,在政治学领域,“田野政治学”回应了政治学科学化第四次浪潮发展的时代需要,提供了解决“有政治无政治学”的中国方案。

人民主体性与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

社会主义政治人民主体性的特征决定了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精神动力。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人民利益至上,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搞好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政治文明建设。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要充分推动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本质得到有效落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化科学观的形成及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整风与反右运动后全民政治意识畸形发展并向各领域渗透,急于求成的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泛起,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化科学观,并在其指导下,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科技文化发生了严重的畸形演变,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政治知识化与科学政治生活的成长

将政治视为一种知识形态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人类对政治的认知水平是与其知识的演进同步的。知识是科学政治生活的基因,是合理解释政治、理性规范政治的基础。政治与知识的这种紧密关系在于知识为政治成为科学提供了系统的理念、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将政治解读为知识,并不排斥经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政治与作为一种经验形态的政治具有不同的本质意义。政治知识化突出了政治的规律性、可知性、公共性和参与性的特征,而政治经验化则难免将政治生活引入神秘化、个我化、特殊化和封闭化的歧途。“政治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命题为理性政治、科学政治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石。

霍布斯的科学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维坦》也是一部科学史著作。霍布斯从唯物主义一元论出发,利用自然哲学的方法分析了社会秩序或政治现象,提出了关涉科学、宗教和政治等多领域的普满论,对宗教的无形实体和实验科学家的真空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目的并非质疑科学,而是为了避免双重意见的产生,进而最终避免内战。可见,霍布斯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是一体的,因此,霍布斯是科学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这些思想对当代科学哲学和政治学都有启发。

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难题是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本矛盾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难题和矛盾,中国政治学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就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应当从"准官方代言人"转向"独立学术人",从注重于对法律、政策的注解转向质询,减少政治学研究的"过重启蒙倾向",增加"民间性"和"冷漠性"。就其在政治人共同体中的地位而言,应当从"点缀性"、"修养性"转向"首要性"、"必需性"。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应当从"模糊性"、"随意性"转向"严格性"、"严肃性",从注重理论转向注重实践。

绿色民生:政治科学视域的解读

绿色民生是"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民生需求"之间的良性结合。它寻求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协调,要求民生发展和公共开支的增长需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经济发展又不能以生态环境恶化和牺牲后代人的生态福利为代价。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约束下,绿色导向的民生发展需要恰当的速度、过程与方式方法,需要人类社会反思自身所制造出来的生态环境风险及其分配,并由此奠定了绿色民生的政治学意蕴:它首先意味着公民权利的扩展,随之要求拓展政府的责任,通过将社会需求纳入自然需求、将后代人的需求纳入当代人的发展,应对现代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挑战,进而诉诸新的政策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选择依据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建制以来虽然涌现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学者不太重视研究方法,从而极大地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应破除传统研究方法占绝对主导的局面,更多地采用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并不是完成同一个研究问题的不同途径,二者的特征和逻辑不同,通常都适合不同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与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者的哲学立场及其自身条件相契合。

科学政治学何以可能——从贝尔纳、萨洛蒙、狄克逊到古斯顿看其语境形成、巩固与扩张

当今,如何通过政治调控使科学技术趋利避害,备受人们关注,科学政治学成为时代的呼唤。自贝尔纳始,科学政治学思想基本形成,后经萨洛蒙、迪克逊、古斯顿等人的语境巩固和扩张,凸显了科学为民的价值观、科学"三角结构体系"的核心理论、社会系统分析方法和"边界组织"工具使用的科学政治学范式结构。从范式出发形成了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宏观可调控性、公众参与民主调控等研究纲领。这一范式与纲领,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我国实践亦不断为科学政治学语境巩固和扩张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国家”的回归——试论政治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法,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是政治科学的两大研究范式。作为合法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是其中的重要概念,传统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忽略国家,仅将国家视作实现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的工具,认为国家行为都能够被还原到社会,国家本身缺少自主性。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其最大特征在于它认为国家具备自主性,它的行为未必能够被还原到社会。国家的概念又逐步回归到了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体现了政治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述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思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它重新把政治制度置于社会的核心地位,认为忽视制度或者低估其作用,都不可能全面地理解政治学理论。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前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主要由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流派组成。它触及了一系列政治学中关键的理论和经验问题,提高了人们对于政治世界的理解水平,有其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