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职业化视域下的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在科学建制化背景下,科学研究已经超越个人兴趣爱好,国家目标与社会需求成为科学研究的责任和追求,科学职业化使得财政科研经费投入具有二重性。回顾科学建制化与职业化发展历程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财政科研经费的本质和战略意义,进而从内生和外生2个层面厘清财政与科技的制度逻辑。从我国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设看,以激励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以信任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假设,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根据科研性质和内容进行分类管理,逐步完善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相关配套制度。

论工业中科学制度化和科学职业化

在被称为“科学世纪”的19世纪，科学制度化和科学职业化进程在工业中展开。工业企业逐渐形成了以配备有科学家的工业实验室为特征的技术创新制度，科学技术终于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劲有力因素。本文论述了企业家对科学技术的需求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家进入并适应企业的社会过程，工业实验室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大学与工业的互动。本文的研究对我国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职业化与高等职业教育

本文在阐述科学职业化历程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当代科学进行反思,提出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中存在的缺陷。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给出高等职业教育需要进行的革新举措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英国地质学的职业化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 ,科学研究的业余传统在英国的科学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地质学领域的业余传统尤为盛行。然而 ,英国的科学职业化正是肇始于地质学 ,而非已经成熟的物理学或其他学科 。

科学家概念的历史溯源以及近代科学职业的发展

科学家的概念是19世纪上半叶由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威廉.惠威尔提出来的,这一概念的出现和被普遍接受是有一定历史过程的。近代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最终由业余慢慢走向专业,科学家这个社会职业集团直到19世纪下半叶得到较大发展,在20世纪初以后才在数量上迅速膨胀起来。

再论科学的规范结构

发现科学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理解科学规范结构的关键。近代科学职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以生产公共知识为使命的“集体契约”,学院科学也成为科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这种“集体契约”的自觉意识。随着“后学院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共同体正在发生分化,科学家与政府、社会之间开始形成多样化的契约关系,并进而形成服务于不同契约关系的多元化的科学规范。

中西方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

造成中西方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背景、科学建制化路径、科学家个人心理动机三个方面。中国杰出科学家过多地担任行政职务会对中国科学建制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包括造成中国科技人才资源的浪费、扰乱中国科学建制的运行机制、增加中国科学家角色失范的可能性以及阻碍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实现等。

中外院士的行政职级差异比较研究--以中美英科学院为例

[研究目的]科学家过度的行政任职可能导致科学家社会角色失范,对科学社会建制和科学的自由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现有对中外科学家行政任职的研究多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但二者在评选标准上的差异成为比较研究中的干扰变量。[研究方法]选择中外国家科学院院士作为杰出科学家群体的代表,通过行政分级进行定量比较,发现相对于英美国家,中国院士存在更大范围、更高级别的行政任职现象,不利于科学家职业化发展和科研体制改革。[研究结论]从科学家群体成长的内部规律、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的外部宏观条件以及国家科学认可机制的中介变量等角度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旨在削弱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的消极社会影响,保障科学发展的自主性以及科学家群体的职业性,推动国家科技战略和民族复兴目标的最终实现。

近代英法科学家职业化及身份认同

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为科技中的重要因素的科学家这一职业的身份认同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18到19世纪是科学家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靠科学工作谋生,科学成果在公众的心目中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科学家的职业化始于科学业余爱好者的兴趣和好奇,继而自发性地集结成立各种学术团体,逐渐被政府认可和接纳并大力支持,随之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发扬光大。经过几个世纪的历练、蜕变和积累,科学家最终在19世纪末完成职业化的发展。近代科学家职业化发展的历程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了解这一过程有益于厘清科技人才发展的脉络和把握未来科学的发展方向。

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和历史大图景

本文运用《科学史指南》一书中的四个分析范畴来描绘19世纪英国科学的大图景。角色、地方、传播实践和物质材料是目前驱动科学史领域发展的最重要的分析范畴。本文首先回顾1973年新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罗伯特·杨提出的19世纪英国科学的大图景,讨论四十多年来的科学史工作对该研究路径的挑战、突破和补充。随后,本文将围绕这四个分析范畴整合19世纪英国科学史研究的新进展。19世纪中叶自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被科学人所替代,笔者将讨论科学角色发生变迁的原因及其影响和意义。接着,笔者考察了科学场所的演变,特别是实验室如何成为发现知识的特权空间。对科学传播中的转变,笔者将着重探讨传播革命带来的廉价科学图书的爆发式增长和新期刊的大量出版。最终,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综合的19世纪英国科学的历史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