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谣言”再定义:“涉科学谣言”的引入、特征与传播机制

“科学谣言”这一概念并不严谨,存在能指和所指的割裂与冲突。文章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传播学理论框架,重新定义被不当使用的“科学谣言”,并进一步总结其特征和传播机制。研究发现,宜采用“涉科学谣言”替代“科学谣言”形容与科学主题或科学内容相关的谣言,可根据产生条件不同对涉科学谣言进行分类。

应对科学谣言视角的公众科学思维结构与能力研究--基于对城镇居民的调研

尽管社会辟谣力度不断加强,但各类科学谣言依旧造成广泛影响,关注公众的科学思维能力问题是应对科学谣言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公众科学思维与科学谣言应对能力的关系,并探寻形成科学谣言应对能力的路径。在梳理国内外科学思维研究和分析国内科学谣言文本的基础上,构建科学思维能力指标体系;在此框架下开展的调研发现,城镇居民谣言判断能力较低,科学思维能力结构不均衡;常规性科学思维和一般性批判思维对科学谣言应对能力有显著影响,而查询资料能力和学历又对二者有显著影响,其中查询资料能力的影响较强,居民的平均能力得分低;质疑权威、系统论与博物学思维的培养,被推测在科学教育中是缺失的。从应对科学谣言的角度,需长期加强科学传播的力度,并提高公众查询资料能力;而科学教育将在更长远的时间维度上产生效果。

科学谣言的传播与对策

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古老的谣言摇身一变,打着"科学"的旗号,以看似"严谨"的"逻辑",飞速地侵占着我们的生活。现代的科学谣言通常以莫须有的研究机构的科研结果为论据,或是将生活中朴素的愿望科学化,如"吃核桃能补脑、吃红枣能补血";或是将生活中饮食习惯妖魔化,如"酸奶配火腿容易致癌"。从特点上来看,多以舶来品的翻译故弄玄虚,或撇开剂量谈毒性,或夸大效用。增加传谣打击力度、增强辟谣的及时性、开辟更多的辟谣通道,从而提升公民的整体科学素养,是使谣言无处遁形的重要措施。

互联网下看科学谣言和网络谣言的共性与个性

近几年,科学谣言频生,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谣言,它有着不同于网络谣言的特征、产生原因以及引导策略。本文,笔者通过阅读大量有关网络谣言和科学谣言的研究理论,探究科学谣言与网络谣言的异同,以助于大家能够对科学谣言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并能够针对科学谣言对症下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网络科学谣言现状分析——以微信平台为例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科学谣言。调查微信平台122条相关信息,发现谣言源于时事,且多与预防疾病相关。谣言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原因和认知原因。谣言传播更快,影响较大,政府、新媒体平台和公众应发挥自身特点,携手共治谣言。

社会化媒体语境中科学题材谣言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协同路径研究

社会化媒体平台为科学传播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为科学题材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社会化媒体语境中,科学题材谣言的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内容更具欺骗性,加之其多由科学议题或事件触发,极易引起舆情变动,相较于其他谣言,治理难度更大。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发现,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科学题材谣言治理,本质上是以政府行动者为中心,连接科学共同体、主流媒体、自媒体、普通用户、平台监管,以及情感价值、技术工具、信息生态、科学素养等异质行动者,为实现高效治理科学题材谣言而协同行动的过程。但行动者的异质性与科学题材谣言治理的特殊性,导致高效治理网络的联结存在主体行动缺位、转译策略缺失、信息供给失衡、协同行动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主体角色、转译路径、机制共建等方面优化科学题材谣言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协同路径,进而有效治理科学题材谣言,构建清朗科学传播空间,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协同发展。

新媒体时代“科学”谣言的传播与控制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它集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等特点于一身。基于新媒体这些鲜明的特征,新媒体时代的"科学"谣言具有裂变式传播、数量急剧增多以及可以"量身定制"的特点,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要想在新媒体环境下控制"科学"谣言的传播,应当从谣言制造者、谣言传播者和谣言接收者入手,对"科学"谣言从产生到接收的整个环节都进行严格把关。

道义与报偿:中国科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科普意向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国科学家个人化的科普行为值得关注。通过建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概念模型,文章探讨了中国科学家在疫情突发时的应急传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科普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道德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学辟谣行为意愿;基于中国特殊背景提出的变量——感知机构支持能够影响科学家对于科普的态度与感知行为收益,然而感知机构支持与感知行为收益都无法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普行为意愿。由结果可知,中国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强组织性特征以及在危机情境之中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同时,研究也揭示了“科学传播”向“知识表达”的转变趋势,并阐释了这种转变在未来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公共突发事件的科学辟谣机制比较研究

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网络科学谣言危害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在应急科普中构建科学辟谣机制是应对网络科学谣言的重要手段。目前科学辟谣机制包括政府自主型、媒体主导型、公众参与型和多方联合型四种,对这四种辟谣机制的优劣势进行分析,有助于构建更为有效的谣言治理体系。研究表明,加强对网络科学谣言的治理,需要整合不同辟谣平台,构建谣言治理共同体,综合发挥四类辟谣机制的各自优势。各级政府应将辟谣工作纳入舆情管理体系,加强政府主导的联合辟谣机制建设,推动公众有序参与辟谣。

社会化协同辟谣:行动者网络与运行机制

在万物皆媒、世界互联的时代,传统的辟谣策略面对当下虚假新闻和科学谣言层出不穷的信息传播环境,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调整应对科学谣言的思路刻不容缓。本文认为,包含了传统媒体、网络平台、科学共同体、非营利组织、普通网民这几类行动者的社会化协同辟谣,才是有效应对"科学谣言"的终极策略。文章以"重庆大巴坠江"事件中产生的科学谣言为例,描述了不同行动者在辟谣实践中的行动策略。只要全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努力,社会化协同辟谣机制最终可成就辟谣的"无影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