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与“自我构成”:科尔斯戈德对主体的建构主义阐发

科尔斯戈德以“行动”概念的分析论证了人的“自我构成”与“实践同一性”。以“选择行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出发点,剖析“行动”对于主体的同一性、能动性、完整性的生成作用,这种内在结构不同层次之间的发展与统一,就是她所谓的“自我构成”。因此,在解决“自我”问题和主体性理论的阐释上,科尔斯戈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思路。这种解释方式凸显了实践的建构性、生成性意义,试图为“自我”和主体提供一种经验性的内容,纠正了认知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抽象性及弊端,也尽力规避了自由主义在形式主义和空洞性上受到的抨击。但是,科尔斯戈德仍受困于纯个体主义的基本视角,使得她无法在现实性上把握“自我”的“构成”,最终陷入主体性在经验构成和抽象形式之间的矛盾,导向了“自我”的建设性循环。在科尔斯戈德的“自我构成”理论中缺乏主体间性的空间,既使得她赋予“行动”的生成性变得抽象,也让我们无从找寻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对于“自我”及其建构的切实意义。归根究底,科尔斯戈德所谓的“人”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的人”,她所说的实践也不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的建构力和解释力。人们的社会性和社会联系来自于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形式,必须从这里来进一步思考实践在个体主体层面的内化过程,来发掘“自我”的建构和提升。

礼之为规范性的来源——以《荀子》为中心

通过区分圣凡未别与有别,并引入科尔斯戈德教授对规范性来源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荀子在礼之为规范性来源问题上的主张:圣凡有别后,荀子持的是唯意志论的观点,后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圣人所制之礼是出于理性而符合人类福祉的;而圣凡未别时,荀子的立场较为复杂,他既强调反思性认可的维度,后者通过心、性等个体内在意识的活动体现,又通过区分可以与可能突出强调了社会历史文化在道德规范性来源问题上的根本意义。而通过科尔斯戈德与荀子的对话,亦能发现他们在规范性来源问题上的所见与所蔽。

《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与美国国防部改革

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部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军内部一些领导人开始推动改革美国军事制度,并进一步发展为美国国会就是否改革和如何改革美国军事制度开展了大辩论。经过争论和博弈,国会最终通过了一部改革美国国防部的法律——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组法》。该法重组了美国国防部,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安全政策的决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