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政策到科技与创新政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政策范式转型与思考

全球范围内,以"创新政策3.0"的提出为标志,关于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的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在中国推动了科技政策向科技与创新政策的范式转变。新时期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的建设,在政策着力点上更加注重环境营造,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政策协调层级提升、力度加大,政策手段更加多样化、更加平衡,政策范式呈现出显著变化。与此同时,政策理念和定位偏差,政策协调配套不力,决策机制单一,政策执行粗放的问题仍然存在,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未来应更加注重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新治理理念,注重政策设计与实验,将创新"嵌入"到所有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当中,并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系统的转型与变革。

集全球智慧,解发展难题——中国科技创新智库成长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政策体系演变,为科技创新智库的成长提供了时代背景,而以科学学、软科学为代表的相关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对知识经济、国家创新系统等国外先进理念的学习与传播,不但带来了对科学、技术与创新活动认识的深化,也促成了一批科技创新,特别是政策研究智库的成长。在全球范围内"创新共识"兴起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创新智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创新议题的讨论之中,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观点,提供中国方案。

科技与创新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

结合国际研究现状以及国内发展需求,借助文献研究与计量、专家座谈与访谈等主客观研究方法,从发展趋势、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发展等方面对科技与创新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udies,STIS)进行了总结与展望分析.该领域主要的趋势与规律为:科技与创新研究成果近十年增长迅速,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逐渐形成,研究视角向科学性、复杂性、全球性、共生性、可持续、开放性、预见性等特征发展,研究范围从聚焦科技活动向关注创新活动以及科技与创新整体系统扩展,包括从科技创新向非科技创新的扩展,促进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更广泛的应用.同时发现,为支撑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加强科技与创新政策科学制订、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创新监测与计量理论与方法、大数据背景下创新管理模式、开放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获益路径等重点选题的研究.

坚持科技发展正确理念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

“十四五”时期及未来十五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已经明确,即“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全面坚持新的科技发展战略,大力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生产力,是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之策。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需要以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树立和坚持科技发展的正确理念——科技开放发展、科技竞争发展、科技系统发展、科技安全发展,以促进科技进步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迎接和适应新科技与产业革命,必须建立适应新科技与产业变革趋势和规律的现代科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包括发展与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和新规律相适应的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

科技创新政策与中国产业发展40年——基于演化创新系统分析框架的若干典型产业研究

重点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产业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在回顾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6个典型产业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后发国家成功实现赶超的关键不在于技术的外部获取,而在于本土创新主体自身能力构建这一客观规律。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产业创新系统的后发国家创新政策演化模型,并由此指出,针对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产业,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方式应有所不同。而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科技创新政策的过程中,最终落脚点应放在如何促进本土创新主体的能力构建之上,而在具体手段的选择上,则应当根据产业技术体制、市场体制、生态体系的不同而进行灵活组合与动态调整,从而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克里斯·弗里曼的学术思想、影响与启示

克里斯·弗里曼是现代创新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和其他学者开创的“新熊彼特学派”不但带动了创新理论的复兴,而且将创新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弗里曼的历史贡献包括但不限于创办全球科技政策研究重镇SPRU、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推动长波理论复兴、后发国家创新追赶、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倡导演化与历史方法等。弗里曼的创新系统理论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研究和科技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弗里曼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系统回顾弗里曼的学术思想,对于中国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