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的关系: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并行中介作用

目的:基于I-PACE(Person-Affect-Conition-Execution Model)模型探讨大学生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以及同伴间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在其中起的中介作用。方法:本研究有效被试为513名大学生,采用科技侵扰生活实例量表、交往焦虑量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及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开展调查研究。结果:①被试中,大学生手机成瘾和沉迷的占76.41%。大学生社交焦虑(t=2.070,P<0.05)和科技侵扰(t=2.417,P<0.05)两个变量在生源地维度有显著差异。②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r=0.345,P<0.01)、科技侵扰(r=0.377,P<0.01)和负面评价恐惧(r=0.341,P<0.01)间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科技侵扰(r=0.197,P<0.01)和负面评价恐惧(r=0.515,P<0.01)呈显著正相关;负面评价恐惧和科技侵扰(r=0.155,P<0.01)间呈显著正相关。③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智能手机依赖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效应值为0.18。除此之外,社交焦虑还可以分别通过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效应值分别为0.15、0.09。④并行中介影响差异不显著。结论: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手机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不仅发挥直接影响作用,也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和科技侵扰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程度。

科技侵扰与恋爱关系满意度: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问卷法对454名处于亲密恋爱关系中的未婚个体进行调查,考察了沟通质量在科技侵扰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及信任对这一中介过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科技侵扰对亲密关系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2)沟通质量在科技侵扰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3)科技侵扰通过沟通质量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中介受到信任的调节,具体来说,个体对伴侣信任水平较高时,将减弱沟通质量变差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破坏作用。本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在亲密互动中的影响及其中的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提示,科技侵扰可以通过破坏沟通质量影响恋爱个体的亲密关系满意度,且在此过程中信任可以缓冲沟通质量变差对亲密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