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本文以城市群为切入点,运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非对称反应模型,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3个地级市数据,系统考察了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首先,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且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有更高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其次,创新类别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策略性创新,现有财政科技支出总体围绕提高城市的实质性创新展开,但非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的实质性创新倾向显著弱于城市群城市;空间关系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集聚阴影”现象在样本期内显著存在。最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行为来看,我国地级市间普遍存在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行为,且相较于非城市群城市,城市群城市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补程度更低;从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模式来看,我国地级市间财政科技支出策略互动模式为逐顶竞争,且非城市群城市有更为显著的逐顶竞争倾向。本文为推动城市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企业科学研究反哺存在最优财政支持模式吗?——基于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视角

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区域的规上工业企业数据,探讨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对企业科学研究反哺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提升区域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可抑制企业科学研究反哺强度和倾向。分区域角度分析,东部地区反哺强度受到激励,西部地区反哺倾向受到抑制,中部地区反哺倾向虽受到激励但反哺强度受到抑制。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提升财政科技支出强度或企业绩效可逆转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对反哺强度的抑制性,低企业绩效可加剧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对反哺倾向的抑制,而提升企业绩效可减弱上述抑制效应。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发放受政府行为及偏好影响,其能否实质性地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是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分样本回归显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初创期、成熟期、东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有较显著的效果。此外,在政府创新运作效率更高的地区,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也更显著;反之,与绩效考核挂钩的一般运作效率更高时,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未产生显著的创新质量激励效果。最后,本文验证了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资金集聚机制和技术集聚机制,这种集聚效果在信号传递作用的影响下,能够帮助企业争取到更多的风险投资和研发人员,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财政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来自西北五省的经验证据

区域创新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文章基于西北五省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财政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基于PVAR模型探究不同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通过区域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构门槛的存在,使西北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在目前阶段未有效推动区域创新;财政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关系,其中,财政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抑制作用明显;推动西北五省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其次是区域创新和财政科技支出,当前的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不显著。

安徽省财政科技支出效益分析:地区差异与改进路径

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效益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6—2021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模型评估安徽省财政科技支出效益,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各地区财政科技明细支出。研究表明:安徽省财政科技支出力度不断加大,效益总体呈上升态势;皖中地区在财政科技支出效益提升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潜力和活力;效益提升主要由技术进步以及纯技术效率改进带动,在规模效率改进方面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突破口;财政科技明细支出可简并为直接支出、间接支出和事务性支出三大方向。建议地方政府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明确设定财政科技三大支出方向的绩效目标和指标,加强监督管理以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科技支出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与门槛效应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年—2021年我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以外的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支出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经过更换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和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依旧显著;门槛效应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支出分别存在单门槛和双门槛效应,在跨过相应的门槛值后,财政科技支出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都会得到显著增强。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共同富裕的全面推进,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来越重要,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推动地方科技创新、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柱和保障,可以有效助力地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287个城市2012—2020年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实证考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引入财政透明度作为调节变量,分析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地区间不均衡等问题;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财政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的线性调节效应;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促进作用和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在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存在异质性。基于此,为扎实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建议。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黄河流域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研究

选取黄河流域各省份2017—2021年财政科技投入及2018—2022年科技产出的面板数据,利用三阶段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黄河流域各省份财政科技支出效率值,并对各省份实证结果进行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均未实现DEA相对完全有效;第二阶段SFA(随机前沿方法)回归结果显示,地区货物进出口额与财政科技支出存在负向关系,而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提高财政科技支出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影响后,2017—2021年黄河流域综合效率均值全部降低,规模效率均值较纯技术效率均值降低的幅度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加强区域合作;汇聚人、财、物的科技创新资源,推进人才跨区共育共用;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

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动力,对于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深刻意义,而提升科技支出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增强区域协调发展内在动能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经济发展、居民保障、资源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指标,实证分析财政科技支出对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与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科技支出可以有效促进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人力资本对这一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优化资源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都市圈内促进效果不同;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科技支出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调节作用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特征。

政府科技支出如何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思考

考虑区域创新中政府、企业及市场间的作用,理论分析中国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采用30个省区(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08—2020年面板数据以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效应及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和正向滞后效应;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力受到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化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影响,存在效力发挥的关键期。研究有助于理清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对政府资金干预区域创新的形式作出思考,提升政府科技支出效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财政科技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9-2019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在采用EBM模型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在助力效率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能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促进技术进步而非改善技术效率,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空间效应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的机制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可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财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首先探讨财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创新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以2012-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支出和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再次,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财政科技支出有中介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给出政策建议:增加财政科技支出和科技创新发展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效率、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测度财政科技支出效率,并通过熵值法测度区域创新能力,最终构建系统GMM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财政科技支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科研产出效率与区域创新能力间呈现倒U形关系,经济产出效率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负向调节科研产出效率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倒U形关系,但在经济产出效率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长三角财政科技支出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2010—2020年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财政科技支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在长三角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财政科技支出不仅对本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邻近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且财政科技支出的本地技术创新效应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源投入来实现。认为政府应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源的积极作用、统筹规划并加强地区间的交流合作。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中介机制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优化区域财政科技支出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09—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受益明显,而东部地区所受影响甚微,西部地区反受其害。企业加强合作研发可正向调节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和后端环节的驱动作用,加强内部研发有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环节发挥驱动作用。但企业合作研发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不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创新驱动效应,而内部研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及开发经费,其投入强度必须高于一定门槛,才能促进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前各地创新实践中,随着区域研发强度提升,应适时提升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同时,为有效激发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应,各地应引导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并优化资源配置。

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与科技创新水平研究

创新水平是我国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10—2020年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门限回归分析财政科技支出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对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位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对技术创新水平存在较强的促进作用,高于第二门槛值时,财政科技支出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虽依然存在,但有所降低。相关部门应完善财政科技支出相关机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构建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理论框架,借助2001-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测度我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挖掘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理路,结论如下: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产生独立影响,且关联效应强化上述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作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强度及经济开放度维度异质性,并受自身水平调节。高经济实力、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开放度及适度政府干预强度地区,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更突出。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跨越门槛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也明显改观;财政科技支出、数字经济对地理和经济距离临近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显著空间外溢性,但对经济距离临近省份的影响效应更大。

突发事件下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5-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韧性;科技支出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科技支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科技支出效果,应推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强化预算审查监督职能、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推进差异化投入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城市韧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海归地方主官、科技支出与城市经济发展——来自283个地级市的实证证据

在海外高学历人才大量回国工作的背景下,地方主官的海归背景是否会对其所在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影响的路径又是什么?基于上述思考,文章利用2001至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揭示了海归背景的地方主官对其所在地级市发展的带动作用,探究了人力资本优势转化到地区发展的3条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拥有海归背景的地方主官确实会促进其所在地级市的发展;第二,增加科技支出是海归背景地方主官影响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的首要路径;第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扩大外商投资是海归地方主官影响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另外两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