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融合时代出版单位的科技风险及其防范

在我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版单位树立了“文化+科技”的发展理念,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VR等新兴技术应用于出版服务,但是这些技术本身也产生了新的科技风险。本文分析了我国出版融合发展的现状,通过对在出版一线工作的7名编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构建了出版单位科技风险识别框架,并指出我国出版单位面临的四种主要科技风险类型。出版单位应大力引进数据开发和管理人才、利用数字技术维护版权、合理规划投资结构、建立人机协作共生机制,有效降低出版业的科技风险,实现我国出版行业的转型升级。

底线思维与科技审度:高风险社会治理的要义与进路

当前AI大爆发及其应对乏力表明,西方科技发展模式的缺陷与人类社会的脆弱及学界研究的薄弱,更加凸显人类风险防控机制存在诸多漏洞及其引发的科技危机与人类安全危机,已把人类带入高风险社会。用底线思维与刘大椿提出的科技审度予以破解:底线思维解决非共识下的议而不决;科技审度和审度思维所特有的执两用中、包容互补、多元开放、整合升级、共识决策等,可提供有效的治理对策。科技转型是治理科技风险的根本解决之道,科技审度可发挥重要的启发与引导作用,以构建真善美的新型科技发展模式,加快世界科学中心建设,据此总结出高风险社会治理的要义与进路,以作为科技风险治理的研究指南。

科技风险治理与伦理规制:下一个科技制高点

科技制高点通常是指前沿领域的最高点、创新链条上的关键点、创新体系中的控制点。“最高点”已备受重视、有重金投入,而“关键点”“控制点”则没有被人们从科技制高点的高度给予认识和注重。本文通过对科技制高点的辨析与分类,对科技风险治理与伦理规制作为创新体系的控制点加以分析论证,指出避免创新体系失灵失控的科技风险治理与伦理规制、特别是科技重大风险治理,是下一个科技制高点,应给予充分重视。探讨了科技制高点与原始创新、与世界科学中心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结合党的二十大所指出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强调“基于安全保障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可补充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低风险、低依赖度等特征”。盘点原始创新成果与科技制高点,让一流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

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研究

地缘政治下的科技革命,加剧了我国科技安全风险,构建我国科技安全领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对维护科技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我国科技领域的博弈加剧风险、技术自主可控风险、技术应用失当风险、科技人才发展风险,解码科技安全领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运作的内在逻辑,通过技术手段赋能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并提出保障策略。研究认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需以制度支持、跨域合作、信息共享、智力参与、产业治理、科技赋能六个方面作为逻辑前提;在系统论视角下,通过设立指标体系、明确监测预警流程、搭建分模块模型,来构建科技安全领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为保障监测预警体系的有效实施,国家需完善相关法规与落实行业标准、拓展新技术的融入方式、完善应急响应机制与协同机制、建立监测预警指导机构、加强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促进科技创新与科技安全的融合发展,以确保监测预警体系高质量运行。

“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研究

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央地双层金融监管“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在不断深化拓展。在央地双层金融监管体制下,央地在金融科技风险监管中存在目标差异、权责划分模糊化等潜在缺漏。对此,加强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是有效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系统性、复杂性表现的现实选择,以此增强央地监管的协同效力。“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其核心构成要素的法律保障,因此,应注重央地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以保障法权要素的实现;应规范构造央地监管部门的关系,以保障结构要素的实现;应加强监管知识交互共享机制建设,以保障知识要素的实现。

ChatGPT引发的金融科技伦理风险与监管模式创新

治理由ChatGPT引发的金融科技伦理风险,可有效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在界定金融科技伦理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分析ChatGPT引发的金融科技伦理风险重要议题及其形成原因与监管价值取向,深入探究我国的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监管模式,以及其存在的系统性漏洞和改革取向,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监管的经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科技伦理风险监管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监管主体权责不清、监管政策滞后、缺乏技术赋能、地方监管政策较少等问题,将影响监管职能发挥。鉴于此,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从央地政策协调、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明确监管职责、技术赋能监管、差异化监管、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角度创新监管模式,旨在重构金融科技伦理,使ChatGPT更好地服务于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知识共生产框架下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

发达的经济不仅为科技创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伦理方面的隐患。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科技伦理治理挑战时,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如何达成合作来共同打开科技伦理治理的“黑箱”,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选择科技伦理治理中政府、专家和公众这3类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主体,基于科技伦理治理的内容,对“知识共生产”的概念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知识共生产研究框架,分析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研究认为,政府(治理知识型生产者)、专家(专业知识型生产者)和公众(助力知识型生产者)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风险问题的治理过程,分别具有政策架构支持、知识储备运用和外在助力推动的基础性功能,并分别通过政策支持实现方式与宏观架构治理方式、知识储备作用方式与知识实践运用方式、现实动因推动方式与外在助力参与方式来发挥政府知识的治理作用、专家知识的专业作用和公众知识的辅助作用,从而实现知识共生产,进而推动科技伦理风险问题的有效解决。进一步提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框架、视角和理念三方面深入展开。

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建设是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当前,世界科技创新进入新阶段,新兴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一,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现实逻辑基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科技活动发展规律为客观遵循,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深入分析其基本内容,从防范科技伦理治理风险,强化科技伦理教育培训机制,完善科技伦理审查监督体制,加强科技伦理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和水平,进而保障科技创新活动行稳致远,促进科技更好造福人类。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探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金融行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金融科技风险。数字化金融业务的发展和各类金融科技公司的崛起,使得金融科技风险出现更多的变化。因此,加强对商业银行金融科技风险的研究至关重要。文章对金融科技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商业银行金融科技风险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加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风险管理的对策,以期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金融背景下加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研究

随着农发行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信息科技日益成为全行稳健运营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但也带来信息科技风险隐患。信息科技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防范信息科技风险已列入农发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农发行信息科技风险体系建设的实践分析,提出了新形势下如何更好管控信息科技风险的措施和建议,对构建现代银行信息科技安全防线提供参考。

“核风险”亟待防控的重大科技风险

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核裂变理论的建立、核技术的使用,堪称20世纪人类社会最具震撼和冲击力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之一,但是同时也开启了科技风险的大幕,将摧毁人类的威胁和风险展现在世人面前。文章探讨在目前高度依赖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人类文明和我们存在的环境,警惕核风险带给我们的潜在威胁。

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表现、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科技领域风险是我国当前重点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来自国际、国内和科技自身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新兴技术广泛应用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科技走向国际市场遭受政治打压的风险三大类,这三大类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必然性、政治性、复杂性、难控性、两面性的显著特点。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主要有外生性、内生性和自生性成因。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必须针对风险生成原因,采取有力举措:一是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防范化解“卡脖子”风险;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产生科技风险的体制机制因素;三是加强科技安全治理,提高科技风险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新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

面向前沿科技风险事件的网络舆情引导研究——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

[研究目的]针对前沿科技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网络舆情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加强前沿科技风险事件的舆情引导策略,以提高策略的有效性和实施效果,并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科技舆情引导政策提供决策支持。[研究方法]以“基因编辑婴儿”前沿科技风险事件为例,采集“今日头条”平台上该事件相关的舆情数据。从多维数据融合视角出发,结合统计学方法、RoBERTa和BERT-LDA模型对舆情演化特征进行定量研究,基于实验结果分析得到前沿科技风险事件舆情特点,并构建前沿科技风险事件舆情引导方案。[研究结论]前沿科技风险事件网络舆情比一般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增加了爆发性、多样性、风险性、前沿性和关联性的特点,为提高舆情引导实践的效果,需要有效提升舆情态势感知能力,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同时要建立全方位的保障体系。

韩国应对半导体产业“卡脖子”难题的策略研究——基于科技风险管理视角

半导体产业作为现代工业的心脏和灵魂,一直是大国科技博弈的主战场。2019年,日本就芯片制造的相关原材料对韩国实施了出口管制,给韩国半导体产业“致命”一击,但最终被韩国有效破解。本文基于科技风险管理视角,构建韩国破解半导体产业“卡脖子”事件的分析框架,梳理分析韩国成功应对的策略体系,总结出韩国突破封锁的创新模式和四大特征,并借鉴韩国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化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提出启示与建议。

科技风险因素与伦理共识策略研究

现代科技发展在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风险。科技伦理风险治理既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安全导向,又是推进科技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要求。科技发展面临着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网络安全多重风险产生的困境,本文主要从认知、群体认同、舆情处理三个角度识别科技多重伦理风险的生成因素,以构建科学的伦理共识为出发点,探索科技伦理风险治理应对策略,以期为有效应对科技伦理风险提供理论与决策依据。

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风险形成机理与响应机制

“揭榜挂帅”作为新型科研组织形式,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为此,基于风险系统理论,本文构建“风险源-风险受体-响应机制”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风险源主要贯穿于“揭榜选帅-科技攻关-评榜奖榜”三个阶段;风险受体主要为设榜方、张榜方和揭榜方;各类风险源在“信息不对称、技术创新不确定性、选择性行为”等风险因子的诱发作用下,产生“连锁聚合反应”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风险。为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减少风险因子的释放和影响,建立起风险受体的响应机制,有效管控“揭榜挂帅”风险。

合成生物学科技风险的管理与规制:国际防范逻辑与中国应对策略

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亟须尽快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合成生物学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制度框架,并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研究欧美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合成生物学科技伦理治理的策动要素、具体路径及管理机制,探讨国际生物安全背景下中国的治理机制。研究显示,合成生物学的科技伦理问题主要涉及人类社会、农业、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伦理问题,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策略主要包括完善协调、决策和咨询机制,强化行政规制和科学评估与风险防控机制,建立严格的惩治机制,加大基础研究资金支持,重视科研人员自律机制的建立以及强调公众参与等。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合成生物学科技伦理治理经验,提出中国应建立健全新兴生物科技伦理的法治化体系,同时建立涵盖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全过程全环节的风险管理机制,对科技伦理进行常态化和长效性治理。

新关联网络下金融科技风险传染效应测度

互联网金融公司如新浪支付、蚂蚁金服等的加杠杆、规模性特征不断凸显。本文从金融科技风险的特征出发,对银行业、保险业以及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样本数据进行系统处理和剖析,划分风险等级,构建金融科技风险指标体系。风险的联动效应往往具有不对称性,依据其非线性特征与结构性变化,文章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金融风险指标进行评估验证。采取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手段对金融科技风险进行效应测度研究,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界以及我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大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新兴科技风险的反身性治理——以人类基因编辑风险为例

如何对新兴科技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已经成为重要且紧迫的现实问题。以人类基因编辑风险为例进行的考察发现,当前风险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基于科学理性的“技术治理”范式,科学专家处于支配地位,非科学主体的参与弱化甚至缺位。然而,人类基因编辑领域存在技术、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使得技术治理面临知识困境、责任困境与信任困境。为此需要进行一种“反身性治理”的范式变革,它以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作为治理改革的前提,强调以风险理性作为理性基础,以包容性审议作为实践模式,并以信任的重建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国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与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中,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成为企业考核的硬性指标。如何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控制过程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从实践中总结国有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边界问题、估值问题、风险问题,提出了立足合规更新制度、合理估值公开守规和伴随成长保值增值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