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论“科玄之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转换的影响

论“科玄之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转换的影响王云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和对立是２０世纪世界性的哲学课题。发生于五四时期的“科玄之争”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实质上也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和冲突，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场争论是...

从“风水”激辩再论现代“科玄之争”——对传统文化现代建构的思考

近些年来,风水热正在我国悄然兴起,细究其因,绝非偶然,这其中所涉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思想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新一轮的现代"科玄之争",让我们再次地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在滚滚东去的历史长河中,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构,方能让传统文化重焕生机,重铸辉煌。

中国科学社与“科玄之争”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80周年,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前的1914年,在美国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为在中国传播科学之火,"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创办《科学》杂志,创立中国科学社。五四前后,中国科学社在国内努力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呼吁以科学精神改造传统文化,并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根基,也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思潮。中国科学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从当年的"科玄之争"也可见一斑。

从“科玄之争”到“索卡尔论战”——论文化哲学视阈下的人文与科学

作为既存在联系又充满差异的一组文化概念,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深植于东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近代以来,人文与科学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凸显了人类社会内部两种不同的文化思想的冲突。然而传统观念往往囿于争论表面的负面效应而试图消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实际上,一系列人文与科学论争爆发背后的内在历史缘由,既阐释了人文与科学之争的客观性与逻辑必然性,又印证了人类思想发展在不同地域之间呈现出的内在一致性。

阐释学视域下“科玄之争”的再探讨

20世纪初期发生的科玄之争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次思想文化讨论。运用阐释学的前判断、真理观和对话等理论,对这一论争的发生及其实质加以分析,有助于对科玄之争的再理解,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认知亦有所裨益。

胡适和科学玄学之争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基础的梦想。但胡适并未放弃他的“思想革新”事业。1923年,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第48期上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从而在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人分成科、玄两派,站在科学派一边有丁文江、胡适、吴稚晖、唐钺等。

文学“超托邦”:科玄并置的科幻视界

以现代中国的科玄之争为贯穿,讨论科幻关联的知识论意义。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内在呼应,前后连接。“科玄”是科学与玄学的简称,并置使用,表示二者的相互纠缠,以及由此衍生的世纪论战。“科幻”是科学幻想的简述,代表想象延伸及跨界组合,在创作实践方面包括了从文学、电影到动漫、网游等多种类别,特点是将抽象实证与具象虚拟组合为一,构建出参与现代世界的社会竞争及人类升级的新表述类型,亦即本文所称的“第三文化”,或曰想象构造的“文学超托邦”。

“‘科玄论战'百年纪念专题”

《哲学动态》2023年第12期“科玄论战百年纪念专题”推出一组文章。李萍、张琼的《“人生观论战”的历史场域与当代价值》指出,我们通过与“人生观论战”展开共时性与历时性对话、认知与实践对话以及特殊性与普遍性对话,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文明及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姜佑福的《“科玄论战”与人生观问题的百年寻思》指出,在当代语境中重审“科玄论战”或人生观问题上的“科玄之争”,最为根本的思想任务是。

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个体与群体：道德理性的定位问题

儒学演变的历史表明，政教分离将是传统道德理性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途径。２０年代的科玄之争，突显了传统道德价值理性的存在层面；８０年代的文化热，又预示了其落实的个体面向。因而，以个体为最终落实的道德、哲学与宗教的三位一体，将是儒家道德理性存在的新形式。

近代中国哲学中的柏格森形象:以彭康为例

彭康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较早接受严格哲学训练的中国学人。他的思想轨迹与在当时的中、日文化语境相合,又展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后的形象。当把彭康哲学思想放置在中国现代哲学的背景下,就能初步勾勒出这样几方面的侧写:柏格森哲学--创造进化论在中国兴起;彭康对科玄之争的论断;彭康的柏格森印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立场。带着这四个相互关联的内容,我们试图以柏格森为关注点,还原近代中国和西方思想接触的原初语境,并对其进行观察和反思。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德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德关系研究,呈现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憧憬、模仿与内化:洋务期间中德的军事交流,不仅有助于德国在华良好形象的构建,而且为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自清末新政起,中国教育近代化深入到制度层面,其学制演变中德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科玄之争为代表的文化论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对西学的继承,更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德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

泰戈尔访华: 新文化运动中现代化争论的折射

泰戈尔访华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事件,折射出新文化运动中关于现代化争论问题的实质。本文通过对泰戈尔访华背景、发展始末的梳理,对泰戈尔及其思想在华遇冷原因进行分析,为解读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现代化道路发展提供有益思考和反思。

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

1922—1924年中共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促进了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它从一开始便与其时中国思想界的变动息息相关。胡适诸人提出"好政府主义",反映了学界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其为改良主义思潮推波助澜,与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目标背道而驰,但缘此形成的紧迫感,却又促使中共当机立断,做出抉择,最终形成自己的决策。中共的严肃批判与耐心引导,有力维护了联合战线的大局,也团结了胡适诸人。在"科玄之争"中,中共参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论争引向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相统一的方向,给这场论争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封闭的开放: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遭遇

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可以把泰戈尔访华所引起的跨文化对话和争辩看成一种难得的外部投射,从中透视当时的本土文化语境,并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实践的偏颇。针对当时文化语境的偏向,泰戈尔呼吁国人在保守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调和东西方文明。然而,由于中西二元对立的比较逻辑影响深远,科玄之争后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报刊的不确报道,以及普遍存在的种族观念,泰戈尔的演说几乎没有得到中国知识界的理解,他关于中国文化的判定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泰戈尔的沸沸扬扬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自说自话;在表面的开放之下,多数知识分子其实固守定见。难得的文化交流沦为了封闭的开放,中国文化实践也错失了一次纠偏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