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诚信治理:主体嵌入、多维致因与多元共治

科研诚信作为学术的核心价值与伦理原则,对促进科技的健康发展、维护我国国际学术形象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科研人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嵌入在一定的制度结构与情境中,多元主体、规则、要素形塑了研究者负责任的行为。以Z大学为例研究发现,当前高校的科研诚信形势总体堪忧,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在促进因素上,科研评价体系过于量化与物化,奖励制度与科学规范相冲突;在控制因素上,科研诚信规范执行不力,监督体系不健全,科学控制系统失控;在主体因素上,科研人员自律意识不强,对相关政策法规认知度不高,科学自治系统失灵。因此,要基于研究者情境嵌入特点,依循利益相关者责任共担原则,从多元共治角度出发,在治理主体上,构建政府、高校、社团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在治理单元上,构建教育、监督、查处、立法等联动治理机制;在治理手段上,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为一体的系统治理机制。

科研诚信治理的国际经验探析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通过对科研诚信科学内涵的辨析,回顾了我国学术界对于科研诚信治理的经验与成绩,比较了美、英、韩、澳等国科研治理的不同层次探索,提出了“政府型治理体系”、“非政府型治理体系”、“多学科治理体系”与“学术立法治理体系”四种模式,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科研诚信治理的国际经验借鉴。

芬兰科研诚信咨询委员会:第三方机构参与科研诚信治理的模式与经验

芬兰科研诚信咨询委员会是芬兰国家层面负责科研诚信治理的机构,在组织结构、工作机制上具有政府参与社会化管理的特征,但又与我们国内所熟悉的半官方半社会化的学会组织不同,它是一种独立的、第三方参与科研诚信治理的机构。芬兰科研诚信咨询委员会在芬兰科研诚信治理工作中所体现的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开放性特点是保证其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也是重要经验。尽管芬兰的科研诚信治理模式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建立的,但其所体现的政府与专业机构间的协同合作以及对专业力量的信任与尊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基于透明性导向的科研诚信治理进路

文章探讨我国科研诚信治理中的透明性,提出基于透明性导向的科研诚信治理进路。通过分析科研诚信治理的透明性内涵,指出我国科研诚信治理中存在透明性不足问题及其成因,并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教育透明、规制透明、案例透明和多方协同的科研诚信治理进路。具体包括开展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的科研诚信教育,推动科研诚信规制的公开、培训和普及,实现科研不端案件的精研、共享和传播,促进资助方、政策制定者、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国家层面科研不端行为治理机构建构研究

科研诚信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有科研诚信体系无论从制度建设,还是从机构设置等方面来讲,都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治理方式和治理层级的明显差异也使得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在梳理其他国家科研诚信治理机构改进等方面实践经验与改革探索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科研诚信治理目标和治理现状,并参考借鉴相关领域的最新改革思路,系统论证我国构建国家层面科研诚信治理机构的必要性、优势及可行性。

新时代高校科研诚信精准治理体系的构建

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诚信治理的主要问题,然后提出了新时代高校科研诚信精准治理体系的构建策略,包括构建全面的科研诚信精准预防子系统、构建协同的科研诚信政策精准执行子系统、构建科学的科研诚信精准评价子系统等。

科研不端行为刑法规制论析

科研诚信治理经过多年的治理与完善,逐渐发展为一个体系化、层级化、协同化、法治化的综合系统。相较于早前科学共同体自治的立场,国家、社会、科学共同体共有、共享、共治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形态。刑法规制在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有效地使用这种治理手段需要厘清刑法介入的界限、整合与现有刑事罪名的过渡、统筹刑事治理的社会、政治、法律效用。

世界各国科研不端行为治理政策异同探究——基于文本分析视角

科研诚信治理政策是应对科研诚信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有力手段和重要政策工具。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世界各国在科研诚信治理领域颁布的代表性政策文本,选取21份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并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政策基本信息、利益相关者职责和义务、预防、监督、查处、奖惩、救济等7个维度展开分析和阐述,进而归纳总结各国在上述维度的异同。研究发现,各国颁布的政策文本可操作性较低,存在政策落地难、标准各异等问题;权利救济和监督审查机制未引起各国政府重视;实际惩处力度未能匹配政策颁布速度;对于强制型政策工具存在政策使用偏好现象。针对上述现象,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